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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于1956年首次出版，是著名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的代表作之一。米尔斯通过大量的数据和文献及事实材料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科学严谨的分析，指出当时美国社会结构特别是权力结构的特征和实质，即美国当时是由军事领袖、企业富豪和政治董事构成的权力精英阶层进行统治的大众社会，而非自由民主的国度。该书出版后震惊了整个美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论。

《权力精英》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但如其他经典著作一样具有持久影响力，这本书仍按照原版出版了60年就是一个明证。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社会权力结构研究的理论框架来面对如今我们生活的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启发我们思考自己所处的社会制度、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形态，权力在社会中是如何分配和运作的，以及精英、权力和民主的关系等，值得每一代人仔细阅读。同时，对于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构成与演化也有一定的启发。

第1 章　上流阶层………………………… 1

第2 章　地方社会………………………… 24

第3 章　大都会400 家族………………… 38

第4 章　名人……………………………… 58

第5 章　超级富豪………………………… 79

第6 章　公司高管………………………… 100

第7 章　大公司里的富豪………………… 125

第8 章　军界领袖………………………… 145

第9 章　军方的崛起……………………… 169

第10 章　政治领导体制… ……………… 191

第11 章　平衡理论… …………………… 206

第12 章　权力精英… …………………… 228

第13 章　大众社会… …………………… 254

第14 章　保守情绪… …………………… 278

第15 章　高层的不道德… ……………… 293

后 记… …………………………………… 309

延伸阅读…………………………………… 326

注 释… …………………………………… 329

    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H.格斯和H.贝克尔，1941年获博士学位。后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直至逝世。米尔斯深受德国古典社会学理论和G.H.米德的实用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在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内颇有建树。他的主要译著和著作有：《韦伯社会学文选》（与格斯合译，1946年）、《性格与社会结构》（与格斯合著，1953年）、《白领：美国中产阶级》（1951年）、《权力精英》（1956年）和《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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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章　超级富豪

现在，很多美国人都觉得美国的巨大财富都是在次世界大战之前创造的，或者至少是这些财富被1929 年的股市崩盘永久毁灭了。除在得克萨斯以外，人们觉得已经不再存在超级富豪了，即使存在，他们也只是即将逝去的年老继承者罢了，他们将把数百万的财产留给收税员或喜欢的慈善机构。在美国，曾经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富豪，但这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所有人都只是中产阶级而已。

这些想法并不是十分正确。作为一台生产百万富翁的机器，美国的资本主义的运转状态，要好于这些荒谬的悲观情绪所表明的状态。我们中间仍然存在很多超级富豪和百万富翁，而且美国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构建的组织机构，造就了一批拥有新型权力和特权的新型“富豪”。他们共同构成了美国的企业富豪，他们当今的财富和权力，能够比肩世界历史上任何地点或任何时代的任何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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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学术界改变他们对超级富豪所在的大企业圈子看法的方式是非常有趣的。当大人物们次出现在印刷物上时，新闻界的狗仔们就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找到了他们的对应物。在30 年代，强盗贵族们一方面大肆搜刮钱财，另一方面又避免自己恶名远播，就像古斯塔夫·迈尔斯（Gustavus Myers）被忽视的作品成为现代图书馆的畅销书，以及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和费迪南德·伦德伯格（Ferdinand Lundberg）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一样。而现在，伴随着战后的保守趋势，强盗贵族们正在转变成工业政治家。充满宣传意识的大公司正在书写自己的辉煌历史，并且权贵们的想象，正逐渐演变为对具有创造力的经济英雄的构想，企业高管们获得了管理公司的权力，凭着良好、坚定的感觉去发展业务。就好像无法对企业100 年的历史非常了解一样，人们只能通过经营管理细节的政治镜头仔细看历史。

过去和现在都广泛存在对超级富豪真相的两种解释。个是源自八卦记者，其中古斯塔夫·迈尔斯的观点为精辟。他的作品用丰富翔实的材料来诠释巴尔扎克的格言：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作为内战后时代企业大亨们的新称谓，强盗贵族们突然降临到公众面前，就像一大堆女人在周六早晨涌进特价区一样。他们利用全国的资源，在他们之间进行经济战争，兼并重组，从公共领域中获得个人资本，并用尽所有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为了折扣而与铁路签订协议；他们购买报纸和收买编辑；他们消灭与之竞争的独立企业，并且雇用技能高超的律师以及有名望的政治家来维持他们的权力，保障他们的特权。这些新贵们身上具备一些有魔力的东西，叫他们是强盗贵族并不仅仅是修辞的说法。或许没有捷径可以迅速积聚一亿美元，但是，通过迂回的方式却可以获得，而且也能使占有者保持清白。如果所有的巨额金钱都来之不易，那么所有容易到手的财产都是安全的，巨额的。因此可以想到，以企业的名义从一千万人那里收取每人十美分的硬币，要好于拿着枪从10 家银行那里每家银行拿10 万美元，而且前者也更安全。

超级富豪的这种严酷形象经常会受到挑战，理由并不在于事实中出现了任何错误，而是在于这些形象是源自从合法性、道德和个性方面进行的预测，以及考虑有产大人物们在他们的时代和地点所发挥的作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巧妙地总结，财富大亨们被视为是站在横扫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持久创新风暴”的关键点上。通过他们的个人智慧和非凡努力，他们创造和合并了拥有新的技术和财务技巧的私人企业，这些技巧以及它们所呈现的社会形式正是资本主义进步的发动机，并且创造和控制这些技巧的大人物们就是资本主义原动力的变速器。熊彼特在此基础上，将一种资本主义进步理论与一种社会阶层理论相结合，用来解释商业巨头的“创造性破坏”，实在值得赞赏。

关于剥削者与创新者的这些有反差的形象并不一定是相矛盾的：两种形象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的不同点主要在于，观察这些巨额财富的累积者的角度不同。马尔斯更感兴趣的是法律条件和违法，以及大富翁残忍的人性特质；熊彼特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各阶段的科技和经济变化中的作用，但他也运用了道德判断，他认为，在每一代人中，只有那些具备非凡智慧和精力的人，才能被他们要创造和聚焦的运动变化提升到顶层。

超级富豪的问题，只是关于个体如何与制度相联系，以及反过来特定制度和个体如何与他们发挥作用时所在的社会结构相联系。虽然人有时能建构制度，但制度始终是选择和形成人。在任何给定的时期，我们都必须平衡体制中的个体的性格、意志或智力，并允许个体行使这些特质与客观制度结构之间保持平衡。

通过像奇闻逸事一样提及作为个体的超级富豪的狡猾或睿智、独断或决断、天生的智力或神奇的运气、狂热或者超常的精力都不可能解决这类问题。这些都只是不同的遣词造句而已，表现不同的道德尺度，用来描述财富累积者的行为。无论是迈尔斯常常倾向于认为冷酷无情和非法，还是现在很多历史学家似乎更乐于谈论的远见、行业政治家才能等，都不能称为是解释，它们都仅仅是指控或辩护而已。因此，现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对其成员个人特质的道德评判，不能用来解释社会和经济阶层的崛起。

由更为客观的环境提供的线索，或许更为有效，并且更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我们必须了解个人特质以及机会的客观结构，这些特质允许和鼓励特定的人利用经济历史为他们提供的这些客观机会。现在，非常明显的是，在码头黑帮中崛起以及维持自身地位所需的个人特质，不同于在爱好和平的牧羊人之中取得成功所需的特质。在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样明显的是，在1870 年崛起的人所需的特质也不同于80 年代后崛起的人所需的特质。因此，在超级富豪的性格和风格中寻找他们成功的关键点似乎未能切中要害。

此外，通过提及富豪作为个体时的个人特质，而对作为社会现实存在富豪进行的解释通常都是循环论证。例如，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中，赚钱能力是衡量“能力”的标准：“如果你真的很聪明，你为什么不富有？”并且由于能力的标准是赚钱，那么能力当然也要根据财富来划分等级，超级富豪理所应当就是能力强的人。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能力就不能用来解释富豪，用获取财富作为能力的标志，再把能力作为财富的解释，这种方法只是用两种不同的说法来讲同样的事实。

对卡耐基的机遇来说，年轻时期的经济形态要比他有一个实用主义的母亲更加重要。不管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mmodore Vanderbilt）可能多么“无情”，但如果政治制度没有彻底腐败的话，他也不可能实现对铁路的占有。假设谢尔曼法案以一种打破大企业法律保护的方式来执行，那么不管具备什么心理特质，美国的超级富豪们现在将会怎样？要了解美国的超级富豪，更重要的是了解石油的地理分布以及税收结构，而不是了解哈罗德森·L·亨特（Haroldson L. Hunt）的心理特质；更重要的是了解美国资本主义的法律框架及其机构的腐败性，而不是了解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童年；更重要的是了解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而不是了解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无穷精力；更重要的是了解战争对石油需求的影响，以及税收漏洞，而不是了解希德·理查森（Sid Richardson）无可争议的睿智；更重要的是了解全国配送体系以及大众市场的崛起，而不是富兰克林·温菲尔德·伍尔沃斯（F. W. Woolworth）的节俭。可能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 P. Morgan）在小孩时的确对生活物质的匮乏心有余悸，可能他的父亲的确认为他将一无所成，可能这的确影响到他为了权力而对权力的过度追逐，但是如果他是在1890 年生活在印度的农民家庭的话，所有这些就将变得毫不相干。如果我们要了解超级富豪，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他们变得非常富有时所在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

运行资本主义这个生产机器和赚钱机器，需要多种类型的人，以及大量的国家资源。如果不存在特定的经济、物质和政治条件的话，任何类型的人都不可能积累巨大财富。美国超级富豪的巨大财富积累就是在一个特定国家成长起来的一种特定类型工业化的结果。吸纳了大量私人企业的这种工业化，已经让人能够占据这种战略位置，让他们支配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类生产方式，将科学的力量和劳动联系在一起，控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且从中赚取数以百万的金钱。让我们对这一点如此确定的并不是后见之明。我们可以很容易从尚未工业化的国家中预见到这一点，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工业化的其他方式来进行验证。

苏维埃俄国的工业化现在已经清楚地向世界表明，可以在没有千万富翁组成的私有阶层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工业化。苏联这样做是以牺牲政治自由为代价，但这并未改变工业化的事实。私人企业及其伴随积聚的千万富翁都只是让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的方式。但是在美国，它已经变成了这样的方式，其中大量的农田变成了大片工业网络。正是这一方式允许累积者从工业化过程中赚取巨额的财富。

从美国工业化中赚取巨大财富的机会包含很多其他因素和派系力量，它们没有，也不可能是依赖于超级富豪的个人特质，或取决于他们做过或未做过的任何事情。

其中的基本事实是非常简单的。这里曾是一块充满未开发自然资源的大陆，数百万人迁移到这里，随着人口的稳步增加，土地的价值在不断上升。随着人口的增长，这里立即形成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农产品和商品市场，并且有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供应。由于农业人口在增长，实业家们就不需要依赖自己的工人来开拓市场。

这类人口和资源事实不会自己导致财富的大积聚，因此树立一个政治权威是十分必要的。详细列出三代之内的超级富豪在发家时合理与不合理的违规行为等奇闻逸事已经不需要了，这些都家喻户晓了。判断这些行为对巨额财富的积聚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缺少足够的信息。但是，普遍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超级富豪利用现有的法律，钻了法律的空子，并且他们还为了他们的直接利益而制定和实施法律。

国家保证私有财产的权利，它让企业的存在变得合法，并且通过进一步的法律、法律解释以及缺乏执行，从而让企业的财富积累变为可能。因此，超级富豪可以用企业的各项资源，玩弄权术，巧取豪夺他人的钱财。虽然“托拉斯”被宣布为不合法，但股份公司法却通过让一个公司在另一个公司持股的方式让它变得合法。很快，“股份公司的形式和财务制度提供了在美国从未合法存在过的容易的快速致富途径。”在高税负年代的后期，“退税政策”和资本利得的结合，已经帮助私人财富在被合并以前就实现积累。

很多现代工业发展理论都强调技术的发展，但超级富豪中的发明家的数量少到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实际上，成为超级富豪的并不是有远见的发明家或者实业家，而是那些金融领导者。这就是熊彼特“革新飓风”理念中的一个失误：它系统地将技术进步与金融操作混淆了。正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曾经评论的那样，目前所需要的，“并不是专业知识，而是有说服力的推销术，再加上有能力控制一家大型银行企业数百万资金和投资销售机器，以及指挥精明的公司律师和股票市场操作员所提供的服务。”在理解超级富豪的私人敛财行为时，我们还必须记住，美国私有工业的发展存在很大的非人为因素。为邮电资讯业掏钱，州、地方和联邦政府都将土地免费提供给铁路，为造船业埋单。给企业的免费土地要大大多于给独立的小自耕农的土地。在法律上煤炭和铁矿已经不受政府在其出租的土地上所拥有的“矿物权”的限制。政府通过维持高关税来为私营行业提供补贴，并且如果不是美国的纳税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得为公路系统埋单的话，亨利·福特的精明和节俭都将不会让他成为汽车业的亿万富翁。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战争为私人攫取财富和权力提供了很多机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复杂事实，让以前的攫取都变得相当微不足道。在1940 年至1944 年期间，私人企业获得了大约1750 亿美元的主要供应合同，而这些合同足以控制全美制造业的命脉。其中三分之二的合同流向了的一百家公司，实际上，几乎三分之一都给了十家私人企业。这些公司随后就通过将自己生产的东西卖给政府而赚钱。他们获得了原材料供应方面的优先权和配额；他们能决定将原合同中多大的比例转给次级承包商，以及分包给谁和有多少承包商。在他们获得优惠的分期偿还政策（每年20%）和税收优惠政策下，他们获得允许来扩大企业的各项设施。他们可以在五年之内就收回成本，而不是通常的20 年或30 年。这些公司掌握着政府拥有的大部分设施，再利用战争后有利的时机“购买”这些设施。

在1939 年，建造美国现有的所有制造业的基础设施花费了大约400 亿美元。到1945 年，又增添了价值260 亿美元的高质量的新工厂和设备，其中三分之二都是直接由政府资金支付。这260 亿美元的价值中，大约有200 亿美元的设施可以用于生产非战争产品。如果我们将这200 亿美元的设施添加到400 亿美元的已有设施中的话，我们就有600 亿美元的可在战后使用的生产计划。在1939 年，前250 家公司拥有当时存在的设施中的65%；在战争期间，它们运行所有用政府资金建造的新设施的79%；而截至1944 年9 月份，它们持有战争供应合同的78%。难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小富豪变成了大富豪，并且还创造了很多新的小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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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结构趋势和其传播技巧中的暗箱操作特点，在大部分是大都市社会的大众社会中取得了某种一致。大都会的成长，彼此无关的男人和女人进入狭窄的日常工作和环境之中，使他们是去了任何坚实的作为公众一份子的完整的感觉。在小社团中的公众成员之间，相互有着些许完全的了解，因为他们在日常总体生活的几个方面相互接触。在大都市社会里，群体中的成员们知识作为特别的环境中的碎片相互了解；修理汽车的人，为你的午饭服务的姑娘，女售货员，白天在学校照看你孩子的妇女。在人们以这种方式相遇时，预先的判断和刻板印象就特别活跃。其他人作为人的真实，没有、也不会得到承认。

但现在不是人们的教育水平更高了吗？为什么不增大教育的范围，而是增强大众媒介的作用呢？简单地说，答案就是：大众教育在很多方面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大众媒介。

公共教育，按它在这个国家得到的普遍理解，其首要任务是政治上的：让民众更加有知识，并能更好地思考和判断公共事务。教育的功能还及时地从政治上转向经济上：培训人们为得到报酬更高的工作和晋升而努力。这一点，在高校阶段表现得特别真切：为适应商业对白领技术的要求而牺牲公众利益。大部分的教育已仅仅是职业教育；就它的政治上的任务而言，许多学校已将其降至对国家忠诚的日常训练中。

多多少少直接应用于职业生活的技术培训，是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不过不应把它错当作自由主义的教育：职业晋升不管是在哪一种水平上都不同于自我发展，虽然现在这两者被系统的混在了一起。在“技术”中，有些与自由主义教育——亦即解放——的目标关系紧密些，有些则少些。当然，有一个尺度，一头是技术一头是价值，但在这一层次中间，人们可以称之为情感的地方，它与传统的公众最为相关。

训练某人操作一台机床还是学会读和写，它更多是关于技巧的教育；唤起人们对其生活中真正想要的东西的理解，或者与他们就禁欲主义的、基督徒式的、人文主义的生活方式进行辩论，那更多的是关于价值的教育。但是帮助人们形成其文化和政治及技术上的情感，使他们觉得是真正的自由公众中的真正一员，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培训和价值教育。它指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治疗：阐明人们有关自我的知识，培养人们自我思辨的技巧，我们称之为思考；其他的，我们则称之为辩论。而这类自由主义情感教育的最终结果，完全就是自我教育，自我培养的男人或女人。

真正的公众中的知识渊博的人，能将个人的困难转变成社会问题，能够为他的社团发现其中的关联。他知道，他所感受到的个人困难，常常不仅是个人的困难，往往也是其他人会遇到的问题，它实际上不是可以由任何一个个体所能解决的，往往只能由他所生...

今天，大多数拥有300亿美元的大公司起步于19世纪。

“企业家”一词暗示了这样一种人，即他经受住了人生的大风大浪，创建了一家企业，并把它培养成一家大公司。

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在对美国小城市进行的研究中，无论小说家还是社会学家，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被相似的细节所吸引，并得出十分类似的结论。总的来说，比起权力，他们都对地位更感兴趣。小说家对行为举止、小城市生活对人际关系和个性的负面影响更感兴趣；社会学家没有完全把小城市当成是一个权力结构，更不用说是全国范围内权力体系的一个单位。尽管他们的描述都包含了仪式性的证据，但是社会学家无休无止的“社区研究”读起来像是文笔拙劣的小说；小说读起来像文笔优良的社会学研究作品，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描述的相似性。

我们时代的事态进程更多地取决于人的一系列决策，而不是任何不可避免的命运。“命运”的社会学意义仅仅是：当决策为数众多，每一个又有微小后果时，所有的决策以非人为的方式叠加起来，构成了作为命运的历史。但并非所有时代都是命中注定的。随着决策圈的缩小，随着决策手段的集中以及决策后果的加重，重大事件的进程往往取决于核心圈的决定。这并不是说同一些人在一次又一次事件里，玩历史于股掌之中。精英的权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历史不是由一系列小小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决策构成的。它并不是说一把个小小的安排、妥协和安于天命不可能形成持久的政策和活生生的事件。权力精英的概念在有关决策制定的过程中什么也说明不了：它是一种界定社会领域的尝试，在社会领域中，无论决策过程有何特征，都会勇往直前。这是一个关于谁卷入了决策过程的概念。

顶层集团的资产积累和低层阶级的资源匮乏是并行不悖的。利益集团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以及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客观机会；正如底层阶级的种种限制以及他们的身份地位所造成的兴趣和自信心的缺乏一样，阶级和身份地位的客观存在造就了对进去和自信心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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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权力精英》于1956年春季的出版尤如一声响雷震惊了整个美国知识界。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战后的“繁荣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对美国作为自由民主国度的代表颇为得意，普遍认为在美国一个集团总会受到其他权力的平衡和制约，所以并不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但米尔斯却认为，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最主要的国家权力已经集中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且这三大领域彼此间渗透融合，这三种权力的掌门人——公司富豪、政治董事和军界领袖——共同组成了美国的权力精英，他们不仅有着类似的心理结构和社会习性，而且有着一致的利益，共同制定至少具有全国性效果的决策，是一个控制了集中权力的“小集团”。

本书涉及了广泛意义上的“精英社会学”（theSociology of Elites）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议题，因而可以被视为理解社会学中精英研究的一把钥匙，是米尔斯的又一部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