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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着眼于中国企业及制度层面的战略转型，深入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和通信设备行业中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在历史上，正是这两个行业中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帮助中国开启了产业政策转型的社会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中国产业政策范式向“自主创新”转型。

本书通过对吉利、奇瑞、比亚迪、华为、中兴和大唐电信等企业开展案例研究，尝试阐明它们与那些“市场换技术”企业的行动差异，并着重分析它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本书将帮助那些对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帮助他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创新转型需要完成哪些重要任务。

引言 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1．自主创新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对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3．写作动机：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业人的历程

第一章 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

1．政策转型：打造“自主创新”概念

2．关键因素：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

3解释支点：创新型企业的组织系统

4．世界体系变化：中国工业发展的脉络

5．产业选择：为何还要讨论汽车和通信设备产业？

第二章 中国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

1．“市场换技术”企业和自主创新企业

2．生产能力：追赶及赶超

3．产品开发能力：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4．基于专利的比较

5．熊彼特式的竞争

第三章 “市场换技术”政策中创新的缺席

1．迷雾中的探索：寻找引进外国技术的新方案

2．“北京吉普风波”：合作伙伴？

3．预料之外：生产本地化成为中心任务

4．外方的战略：不培养潜在的竞争对手

5．本土企业的转型：努力和挣扎

6．被放弃的自主开发

第四章 本土工程师主导

1．探寻自主创新企业崛起的原因

2．破局者：为自主创新开路

3．后继开拓者：狭路求创新

4．主导国际合作项目

5．创建学习型组织

6．能力构建的关键

7．工程师主导型企业的崛起

第五章 工业转型的社会条件

1．运动与整顿：早期的探索

2．改革与转型：突破困局

3．改革与“市场换技术”的相互影响

4．重新认识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

第六章 从创新企业到创新系统

1．自主创新企业组织模式的扩散

2．系统性问题浮现

3．系统性问题的根源

4．“逆潮流”的一体化尝试

5．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再组织化”

6．历史视野中的自主创新

后记

封凯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博士，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工学学士。长期从事中国工业和中国创新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近百篇论文，出版了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和《国家的双重角色：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专著。与路风教授合著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及相关的工业研究工作对推动我国自主创新政策转型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国内外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政策研究和政策对话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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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一、自主创新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22年比亚迪以186万辆的销量（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为99？4%），不仅超越了年销量131万辆的特斯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超越了年销售量182万辆的一汽大众，成为中国本土市场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若干年后的中国读者可能会对类似的新闻习以为常：在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经济体的中国，一个来自本土的轿车品牌成为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领头羊。然而大量长期关注中国自主创新、关注中国汽车工业的人在2022年至2023年岁末年初见证这一事件时，毫无疑问是心潮澎湃的。因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采用“市场换技术”战略以来，长期以来没有本土自主品牌能够在销售排行榜上拔得头筹，甚至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长期都被消费者认为是主要靠低价来谋生存的边缘厂商；轿车产业中，“老三样”“中三样”“新三样”这些合资企业生产的引进车型长期主导中国国内市场的记忆似乎还并不遥远。在不少其他产业中，如通信设备制造业（程控交换机和手机等），外资品牌也曾长期在中国市场上具有统治力，甚至一度在数字局用交换机设备市场上造成了“七国八制”的奇葩格局；华为和中兴等企业经历了长期的追赶和竞争，才逐步扭转这一局面。可以说，中国汽车市场在2022年的变局终于为2005年国家所确立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画下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标志。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强音。

然而，通过自主创新来构建中国本土产业竞争力的历程并没有就此胜利结束。自2016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无理地制裁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并在2018年正式打响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单方面强行对中国实施科技“脱钩”。其中，自2018年3月开始到2022年年底，美国合计将近千家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列入了各种管制与制裁清单，包括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未经验证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非特别指定国民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等，蛮横地阻断了这些实体参与全球供应链与国际科技交流的渠道。特朗普政府还于2018年发起“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对被美方认定向中国输出科技信息的科研人员开展调查。尽管这一计划在2022年2月由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但它给部分科研人员造成的困扰依然存在。

对于习惯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十多年通过外贸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并且在潜意识里一直视其为常态的评论家们来说，过去五六年中美关系的实质性变化更像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特殊情况。然而，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即便不去历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哪怕只是将目光投放到特朗普上任之前的美国政府，我们也可以发现美方针对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和战略性部门的投资活动的打压早就开始了。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就一改此前重点关注英国和法国等老牌竞争对手的做法，开始特别关注来自中国的并购申请，自此之后对与中国相关的并购否决持续成为每年CFIUS否决的案件之最。在美国2011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谈及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科技竞争压力时，甚至直接使用了“卫星时刻”（Sputnik Moment）这一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具有特别意涵的术语，来刻画中国科技和产业的崛起给美国带来的重大危机。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也毫不犹豫地在2012年就禁止美国本土电信运营商采购华为的电信设备，正式拉开了美国政府打压华为的大幕。

“中美贸易战”“中美科技脱钩”可谓21世纪迄今为止全球最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事件之一。美国单方面的打压严重扭曲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外部环境，而且这一局面很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大量高新技术企业无法依靠国际分工、通过贸易从国外获得技术产品与技术服务，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面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供应链遭遇“断链”的困境。这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中国创新发展所面临的新的严峻挑战，它也要求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不应也不能在阶段性的成绩面前停下脚步，我们亟须在新的环境下继续自我革新，通过构建自立自强的创新体系来成功地突破外界的强行限制。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3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又专门做了针对性调整，并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吹响了新征程的号角。

二、对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事物普遍带有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单方面打压为中国工业创新发展塑造了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如果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打压中国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那它恰恰就说明中国的崛起的确挑战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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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发展进步能够有效带动其他关联产业的发展。也正因如此中国社会一直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寄予厚望。不过，中国轿车部门的情况与卡车部门不同。与一直被政策制定者强调其重要性的卡车相比，轿车产业自1987年才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支柱产业。不过在此之前，轿车产业就吸引了中国全社会的关注。1984年，中国首次放松轿车进口管制，这一政策变化使当年的轿车进口增长约360%，1985年的增长则超过2000%，然而，由于轿车平均价格远超中国普通家庭的一般收入水平，当时的购买者大多是政府公共部门，这招致了中国社会的普遍批评。®这一情况也令政策制定者非常不满，特别是当他们意识到中国当时用于轿车进口的支出已经超过国家1985年之前在汽车产业的全部投资时。③进口的快速增长是政策制定者决定实施“市场换技术”政策的原因之一，“市场换技术”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进口替代策略而制定的。然而，即便有了“市场换技术”的做法，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推出的车型数量仍然非常有限。由于在中国市场上几乎不存在来自本土生产厂商的竞争，跨国公司在“市场换技术”实践中就可以依靠过时的车型和技术从中国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不仅技术相对落后，价格也远高于国际主流市场上的同类产品。此外，本土汽车品牌的衰落激起了中国社会的不满。因为汽车产业不仅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拉动效应大、对于整个工业化进程具有显著影响的产业，而且合资项目往往也需要中央和地方投入巨额资金，这使得这些项目不仅引人关注，而且在经济发展版图中一向被视为重要的战略性举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汽车产业始终都是全社会讨论中国工业发展战略时的核心话题。

这个其实也不能说主要是自主创新企业的“功劳”，需要对比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看。当然自主创新企业的进入加强了竞争，扩大了市场，这两方面功不可没

这种增长效应也来自新兴企业所带来的竞争效以。目主创新企业的进入大大丰富了中国市场的产品选择，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发育成熟，另一方面则使得跨国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它们不得不做出回应，更新投放的车型和生产设备。从图2-2中可以看出，中国轿车市场的迅速增长始于2000年。这显然无法完全用“市场换技术”政策实践来解释，因为在2000年之前，来自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不少于19家生产型合资企业。2000年之后自主创新企业的入场，显然改变了整个产业生态自那时起，除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增长放缓，中国汽车行业的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2009年，中国汽车产业的规模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以1379万辆产量和1364万辆销量位居世界第一。

这一段大概率就是这本书的重点了

因此，企业能否在相应领域内开展能力积累活动的关键，是企业内部是否存在由相关联的产品序列、持续开展的开发活动以及相应的开发性组织所构成的产品开发平台，而不是企业是否在该领域长期进行了其他活动，如组装或者国产化制造等活动。是否开启建设相应的产品开发平台，是由企业的战略意志决定的，因为它涉及企业内关键性资源的配置；企业在建设产品开发平台过程中的效率，则是由它的组织整合能力和为技术学习过程提供的相应制度性保障来决定的。

竟然还有这么一个故事

1985—1986年桑塔纳后门的铰链问题是这一问题的极佳诠释。桑塔纳后门的铰链会在车门开合时发出异常噪声，该向题在1985年刚开始组装桑塔纳车型时就被中国工程师发现了，1986年，中国的工程师们通过合资企业的管理架构正式汇报了这一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却淹没在德方“冗长”的“检查和确认”流程中，事实上德方并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随后该问题在市场上被消费者反映出来，政府追溯到企业，中方管理者们做出解释，坦言中方工程师没有权力单方面完成设计改进。最后，直到中国时任总理和一位副总理分别在外交场合中与德国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就这一问题进行严肃商讨，才最终引起大众汽车的注意并迅速解决。解决问题的过程也耐人寻味，大众公司特意从巴西调来两名德国工程师，只一趟短差就解决了这一技术问题。

丛林法则与我们的世界

当地时间2月1门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小组讨论中发言。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实录，主持人现场提问布林肯，美中紧张局势正在导致更大的分裂，并且你们几乎是在争夺盟友，谁是我们的盟友

呢？我们在联合国内部、各个联合国机构中，乃至全球范围内都看到了这一点。在你周游世界的过程中，你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在基本问题上受到了挑战呢？

布林肯先是回答，本届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对其盟友、伙伴关系和多边体系进行了投资和再投资，“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符合我们的利益”。他继续说，“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强大的自愿联盟和自愿伙伴关系网络。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因此，重新进行多边接触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布林肯的一席话，令国际奥论哗然，网络上有关“美帝国开启了掠食者模式”“美国和欧洲一直都奉行丛林法则”“你不用选，但是你得站我们这边，不然我们就制裁你轰炸你”等言论不绝于耳。

2000多年前，古希腊有位哲学家名叫安提西尼，他讲述了一则非常生动的寓言故事：某日，森林中百兽聚会，小白兔率先提议，森林中所有兽类一律平等。白兔的提议立即得到松鼠、梅花鹿和山羊的响应与赞成。正当小动物们为之欢欣鼓舞时，狮子突然站出来大喝一声：“那么你们的利爪在哪里？”周围顿时一片哑然。于是，森林中依然以狮子为王，所有动物仍无法一律平等。

安提西尼这则寓言，被西方认为是最早提出的丛林法则。时至今日，2000多年过去了，丛林法则已经淹没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中了吗？

今日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在通行无阻。不妨看看越战之后美国的作战地城吧：从海地到波黑，从索马里到阿富汗，从巴拿马到科索沃，从1991年的科威特到2024年的红海…美国不仅军事行动遍及全球，而且越到后来越是谁说都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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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经验的扩散所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因为国有骨干企业的转型二次激活了在“市场换技术”实践中学到的经验，包括工厂管理、设备操作和营销技能等。当这些制造和管理能力被用于发展本土的产品及技术开发时，它们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发挥。

布上汽集团是这些企业中转型最成功的一个。它以从韩国双龙公司、英国罗孚公司和南汽集团收购的技术资产为基础发展其自主品牌荣威和名爵，并将其与英国里卡多公司联合建立的研发中心里卡多2010用于这两个自主品牌的研发。目前荣威和名爵已经成为可持续的产品开发平台，并反向向英国和欧洲市场出口，2022年名爵系列对英国的出口量已经超过5万辆。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上汽又在2020年推出了相对独立的飞凡系列新能源汽车及面向中高端市场的智己系列新能源汽车。

编辑推荐

从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到成为国际市场中的重要竞争者，中国经历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工业追赶历程。中国政府和企业一步步试错，在迷雾中探索，逐步加深对工业技术发展规律的理解，经历了从“以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艰难转型。本书以详实的史料和深刻的洞察，从微观的企业创新过程与宏观的政策变迁两个层面描绘了中国自主创新企业崛起的历程。本书展示了中国政府和企业披荆斩棘、永攀高峰的历史细节，令人动容。

书中通过对华为、比亚迪、奇瑞、大唐电信展开案例研究，揭示自主创新企业崛起的秘密在于对自主技术研发的长期战略承诺、对一线工程师的组织动员和激励。书中所强调的“工程师主导”，是中国工业在新的时代条件和外部环境下突破困境、实现自立自强的力量源泉，带给中国企业重要的启示。

一部激荡的中国工业创新史，通过对“自主创新企业”和“市场换技术企业”发展路径的对比分析，回答中国工业创新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对工程师主导的强调，易与读者产生共鸣，有情感连接。

基于作者多年的调研、访谈和学术思考写作而成，将对中国企业的案例研究与国际前沿的创新理论相结合，有激励人心的故事，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有严谨的学术思想。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本书结合历史经验，分析自主创新企业在“组织动员”“一线工程师主导”方面的成功实践。

国际比较研究的视野。批判性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关键任务进行探讨。

作者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写作本书，文风朴实、语言流畅、内容可读性强。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会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情感冲击。

媒体评论

未来10~20年，中国企业都将面对一个不太友好的外部环境。如何在逆境中实现技术突围，《潮起》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周路明

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深圳）CEO

本书从工程师主导的中国自主创新型工业组织的角度，梳理和展示了中国产业崛起和科技创新突破的历程，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真实总结，也是对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诠释与弘扬。

——秦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潮起》所揭示的是，中国创新型企业涌现的必然性来自中国企业对自主技术学习的努力探索，来自决策者在关键历史节点抓住机遇推动的政策范式转型，更来自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追求自立自强的社会共识和精神面貌。

——李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研究员

本书作者长期关注我国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在过去20年间访谈了500多人次的工程师、企业管理者、工人、学者和政府官员。正是在系列访谈中的亲身体会，驱使作者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去研究创新型企业与创新政策。本书通过介绍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和奋斗历程，告诉读者正是战略层面的坚定信念推动这些企业走上创新之路，而不是跨国公司的恩惠与发达国家的施舍。

——眭纪刚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研究员

书籍介绍

本书着眼于中国企业及制度层面的战略转型深入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和通信设备行业中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在历史上，正是这两个行业中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帮助中国开启了产业政策转型的社会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中国产业政策范式向“自主创新”转型。

本书通过对吉利、奇瑞、比亚迪、华为、中兴和大唐电信等企业开展案例研究，尝试阐明它们与其他本土企业的行动差异，并着重分析它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本书将帮助那些对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帮助他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创新转型需要完成哪些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