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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游牧帝国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本书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

译者的话

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代中译本前言/袁剑

序  言

致  谢

导论  草原游牧世界

草原政治组织与边疆关系

权力周期

文化生态

内陆亚洲的游牧生活

部落组织

草原游牧制度的兴起

章  草原部落联盟：匈奴帝国

帝国联盟

外部事务——与汉朝的关系

匈奴内战

王莽：中原的新尝试

混乱时代的外部边界战略

第二次匈奴内战

第二章 中央秩序的崩塌：外族王朝的兴起

鲜卑“帝国”

外部边界战略的复归

汉朝的覆亡——两个帝国传统的终结

匈奴军事国家

东北边地——二元化组织的兴起

鲜卑国家

其他北方国家：前秦与凉国

拓跋氏：第三次征服浪潮

柔然：外族王朝与草原

北魏的汉化

第三章  突厥帝国和唐朝

突厥帝国

天可汗

突厥第二帝国的兴起与覆亡

回纥帝国

草原文明

第四章  东北的后起者

草原与中原中央权威的崩溃

契丹辽朝

女真金朝对华北的征服

草原的分裂

第五章  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的崛起

蒙古政治组织

蒙古的征服

蒙古的战略与政策

蒙古帝国的政治继承

权力之争：四位大汗

元朝

元朝的解体

第六章  草原之狼及森林之hu：明朝、蒙古人和满洲人

权力周期

元朝之后的蒙古地区

卫拉特人与明朝

东蒙古人的回归

俺答汗与明朝的议和

满洲人的崛起

早期的大清国

第七章  游牧帝国的尾声：清朝统一蒙古与准噶尔

满洲人对中原的征服

清朝的边疆政策

准噶尔——后的草原帝国

结语  蒙古人的衰落

参考书目

译后记

新版译后记

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1978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世界著名人类学家。主要着力于对欧亚大陆过去及当代的游牧民族及社会进行研究，在学术界影响巨大。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jy部基地）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边疆民族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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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内部的突厥影响在李世民之子、太子李承乾身上更多地体现出来。他喜好突厥音乐和习俗，身边都是突厥仆人。他不怎么理会传统标准的汉人传统，还是用暴力去对抗那些反对他的人。他被唐太宗斥责不配当太子并撤去了他的突厥仆人。表面上他收敛了举止，但实际上，他在东宫选取那些貌似突厥人并能说突厥话的汉人侍从。他在郊外建一座毡舍，四周围满了狼头大纛。在一次娱乐活动中，他自己假扮成可汗身死之态，令众人号哭剺面，奔马环临。他经常表现出想搬到草原上去住的想法，在那里可以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李承乾没能实现统治。他于643年密谋反抗其父，被流放，次年死去。

(1)经济繁荣人口众多的华北地区（2）中原内部有效的行政体系（3）汉人文官主导的政府决策

在对19世纪哈萨克与吉尔吉斯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俄国人种学家拉德洛夫（Radloff）将游牧民族中的政治组织视为地方性政治在更高联合层面上的复制。基本的序幕单位既是游牧生产单位，也是游牧政治的核心。这些小集团之间的财富与权力的差异使某些人获得领导地位；他们调停集团间的冲突，并将各集团组织起来以抵御或攻击外部敌人。拉德洛夫将更大单位的发展视作野心勃勃的强人将更多的游牧民众纳入其控制之下的尝试。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有目的国的形成，而草原独裁者的权力却是完全个人化的，这源于独裁者自身对一个复杂部落网络的力量与财富的灵活运用。这样的统治者是一个权力篡夺者，而当他死去时，他的个人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

通过对非洲游牧制度的比较研究，伯纳姆（Burnham）认为低人口密度与轻易的地理流动性使这种社会中任务组织等级制度的地方性发展变得不再合适。在这些条件下，分散化的对立局面反而能为政治组织提供最有效与可行的模式。游牧国家的发展因此就不是一个内部需求的反应，而是在他们被迫持续性地与具有更高组织程度的定居国家社会接触时所造成的结果。

敲诈所需要的是一种与征服相当不同的战略。通常认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像狼群一样越过长城，坐等中原走向衰弱并进而将其征服，但实际情况是，来自中央草原的游牧民族会避免征服中原领土，从中原的贸易与奉金中得到的财富稳定了草原上的帝国政府，而他们并不期望去破坏这种资源。例如，回纥人是如此依赖于这种收益，以至于还派军队镇压中原的内部反叛以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中原王朝。除了蒙古人之外，“游牧征服”只发生在中原的中央政权崩溃之后没有政府可以进行敲诈之时。

汉朝的战略低估了匈奴联盟的恢复能力以及在草原上取胜的难度。汉人只能设法掌控他们位于匈奴边疆的边缘地带。他们既不能占领整个草原，又不能像他们在南部于西部的征服地区那样，将中原体系化的农业经济引入其中。而且，草原上的战争也是一个沉重的...

游牧帝国联盟只是在当有可能将其自身与中原经济相联系时方能存在。游牧民族采用一种敲诈战略以从中原获取贸易权与奉金。他们对边疆地区大肆掳掠并最后与中原朝廷签订和约。中原本土王朝宁愿给游牧民族金钱以让他们走，因为这较之与来去无踪的民族交战更合算。在这些时期，整个北方边疆处在两大力量的夹缝之间。

敲诈所需要的是一种与征服相当不同的战略。通常认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像狼群一样越过长城，坐等中原走向衰弱并进而将其征服，但实际情况是，来自中央草原的游牧民族会避免征服中原领土。从中原的贸易与奉金中得到的财富稳定了草原上的帝国政府，而他们并不期望去破坏这种资源。

对于单于来说，汉朝奉供的主要价值表现为一种在草原上无甚用途奢侈品资源。每年1万石（约20万升）的酒使单于能够大力款待豪饮无度的追随者。1万匹（合92400米）丝绸奉供成为草原上需求旺盛的汉朝产品，而且在西部，单于也能将其再次分配给帝国中的部落首领们，或者换取别的东西。汉朝将丝缎作为一种通货，在草原发掘的墓葬中有着鲜明例证。

汉朝在对和亲政策的记述中，将匈奴人描绘成贪得无厌的夷狄，而且这些人也不准备遵守条约的义务。但通过细致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在谈判中，单于有两个目的，首先也是最迫切的目的，是获得用于回馈帝国政治精英们的直接奉供。一旦汉朝提供了这些物品，单于就转而开始要求汉朝朝廷允许普通游牧民在边市交易，以满足这些普通部众的需求。

匈奴需求的先后次序是单于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操控与中原的战与和，保持他在草原上的独特地位。他要将新近政府的部落整合进帝国之中，就必须汇报那些政治精英，并向那些一般部落民众提供离开帝国政府就无法获得的利益。匈奴的每一次侵袭或索求都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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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托马斯·巴菲尔德承担了一项关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757年中国与边境游牧民族之间关系的艰巨研究。更不寻常的是，他挑战了一些对游牧民族的行动和目的的标准解释……巴菲尔德的人类学方法常常具有启发性。

——罗茂锐（Morris Rossabi），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在一个综合和解释性作品很少的领域，《危险的边疆》是对文献的一个受欢迎的补充……它及时提醒我们，通过将人类学和历史学明智地加以结合，我们可以取得多么丰硕的成果。

——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美国著名蒙古史学家、内陆欧亚历史与文化专家，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可看作是在本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边疆范式”的形成这个“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姚大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巴菲尔德教授的著作《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可说是续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后，研究中国北疆各种游牧与定居人群政治体之互动宏观且有体系的著作。

——王明珂，著名历史人类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

巴菲尔德的研究内容丰富且具有挑战性。

——格雷厄姆·约翰逊（Graham E. Johnson），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巴菲尔德编织了一幅迷人的精细织锦。作为专业研究，本书是重要的。对于那些对当前解释趋势和历史之间的互动感兴趣的人来说，本书是必不可少的。其方法论提示我们跨学科研究的持续重要性。后，这部优秀的著作提醒读者留意19世纪新兴世界体系的另一层面的影响。

——《国际历史评论》

对有关前现代时期中亚的帝国与中国关系的文献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补充。巴菲尔德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解释。

——《美国历史评论》

这是一部相当优秀的作品。巴菲尔德行文清晰，令人欣喜的是完全没有社科术语……他的案例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服力。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

巴菲尔德这本意义重大的书为普通读者带来了对中原与其北邻关系的具有挑战性的新解释……引人思考，具有说服力……强烈推荐。

——《选择》杂志

这本书的出现是值得欢迎的。它打破了传统的模式。

——《亚洲事务》

前言

序 言

直到近代为止，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周期性地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并侵入紧邻的定居文明。尽管他们人数不多，经济并不发达，文化也甚粗陋，但这些游牧民族对世界历史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在他们邻居的眼中，这些人是典型的野蛮人和陌生人，却充满力量、咄咄逼人。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们都试图解释这些社会的本质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是令人满意的答案就像游牧民族一样在眼前一闪而过，难以捉摸。

总的说来，这是内陆亚洲的游牧民众与他们的定居邻居在生活方式上大不相同所致。部落的政治结构以及以畜牧为生、草原游牧文化的机制并不像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邻居那样清晰可寻。虽然定居文明的历史学家（特别是汉人）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文献记载，但他们很少用游牧民族自己的术语进行描述。当然，这些游牧民族有自己的风俗。部落民众自身形成的一些铭文与文献使阅读者得以更清晰地了解草原生活及观念。

本书力图通过将部落与国家发展的人类学模式运用到那些紧邻中原北部边界的部落民众当中，对其可资利用的历史数据加以分析，以揭示内陆亚洲的某些历史概况。这里所选取的是中国边疆，因为这里有着da和复杂的游牧政权，诸如匈奴、突厥以及蒙古等。汉人对其北方邻居的历史记录也无比丰富。尽管本书着重利用了这些原始资料，却力图以此确定在草原视角下的内陆亚洲与中原之间互动的范围。那些认为汉文史料对事件与政策的描述过于粗略的历史学家们应该意识到，只有采取与那些将内陆亚洲寥寥几笔带过的中国研究的通常路径非常不同的方式，才能理解内陆亚洲人所面临的问题。与此类似，关于政治与经济组织的人类学模式也被运用到历史资料的分析中，以表现他们是如何使那些看似无休止的战争、帝国以及入侵变得清晰可解的，而这也避免了通常将内陆亚洲史作为主题的传统研究路径。

人类学家乐于提出总体模式，却忽略了细节。在本书中我试图证明互动模式能够被历史数据所检验，并以之解释特定时段中的主要变化。人类学关注事件，因为事件更为清晰地确定了这些互动规则是如何在真实世界中生效的。这些规则的运作构成了在超过两千年的历程中东亚草原部落边疆的总体历史，但这只是分析的副产品，绝不是一段完整的历史。例如，在可利用的二手文献中，对于内陆亚洲只是几笔带过，而较之在正史中经常可见的时期，一些更少为人知晓的时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对专家而言，问题在于，所提出的假说能否经受更多细节性的检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主要的问题则是，在他们掩卷之际，能否清楚地认识到内陆亚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动态板块，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

我对游牧与定居民众之间关系的兴趣生发于对中亚的民族志研究。我在阿富汗北部的中亚阿拉伯游牧民中做了两年的实地调查。他们每年从阿姆河的低地沼泽迁徙至巴达赫尚的高山牧场。为了专门为城市肉类市场饲养绵羊，他们放弃其游牧方式而完全融入了当地经济之中。他们的社会组织维持着一种修正了的锥形氏族世系模式，更多地具有中亚而非中东的特性。在对他们的历史进行研究时，我发现中亚的游牧部落发展出与其定居邻居截然不同的关系。虽然家庭生活与家畜繁育的类型非常相似（其不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生态条件），但每个部落的政治组织、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以及集中化程度区别很大。较之外部关系，这些不同之处显得与内部发展关系不大。自从如今的游牧民完全被定居国家封闭之后，较之民族志，历史学更能在曾经统治内陆亚洲的游牧社会的广阔范围内探究这一问题。

在进行人类学实地调查之后，我进而发现，中华帝国的官修正史通常会包含对其边疆地区的外族民众的广泛叙述。由于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通常会成为中原王朝对外政策方面的一大问题，因此在具体措置方面会更为慎重。我不是一位汉学家，但是由于超过一个世纪的将这些外族民众的历史翻译为西方语言的传统，诸多研究著作有时候被嘲讽为“翻译出野蛮人”（translating the barbarians）。在几乎所有这些著作中，作者们的固有意图是要使这些记载能为那些并不直接从事中国研究的人们所利用，尽管在实践中只有很少的非汉学家意识到了其中所蕴含的深意。对一位关注边疆关系的人类学家来说，它们相当清晰地提供了较之世界任何其他地方发现的关于部落政治与经济的更为长时段的历史信息。然而，这些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对于一些更为复杂的语言学或地理学问题的探究也不够充分。为了避免轻易做出结论，书中所引用的译文已经被更多胜任的学者在基本准确度与变化上重新与原始资料做过比对，他们对名称与地点采用了统一转写体系。这里采用了双重引文，以使汉学家能更容易地核对原文。

我从事的这项研究得到了已故的傅礼初教授（Joseph Fletcher）的鼓励，他是内陆亚洲史研究的泰斗，他自己的著作包含了众多跨文化方法。他对将人类学的深厚民族志传统运用到对那些文化、经济与社会组织尚未熟知的人群的历史研究中深有兴趣。作为一位更了解游牧迁徙而非历史资料的人类学家，我表现出些许恐慌，但是他指导我越过了众多致命的学术陷阱，并使我不再夸夸其谈。他在中亚史方面学识渊博，不管是原始资料还是二手文献，都能信手拈来。而当我们一起讨论草稿章节时，我如沐春风，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批评者与鼓励者了。他的不幸去世给这一学科留下了巨大空白，并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友。谨以此书纪念他。

我要向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它使我能够在传统的东亚史框架之外进行这一研究。在那里，我既能接触到必要的图书资料，也有机会向那些中亚史及语言学知识远甚于我的学者们咨询。在那些直接对文稿加以评述的学者中，我要特别感谢柯立夫（Francis Cleaves）、蒂娜（Elizabeth Endicott-West）、洪金富（Chin-fu Hung）、阿纳托利·哈赞诺夫（Anatoly Khazanov）、米哈伊尔·霍达尔科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金浩东（Ho-dong Kim）、比阿特丽斯·曼茨（Beatrice Manz）、朴兰诗（Nancy Park）、奥梅尔扬·普里察克（Omeljan Pritsak）以及罗泰（Lotharvon Faulkenhausen），感谢他们对我数版文稿所提的修改建议。当然，我对本书中不可避免的事实与解释错误负全部责任。

我还要深深地感谢那些我拜读文章后方知其名的学者们，而本书正建基于他们的关键性基础之上。有人说，如今的书籍与文章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就完全过时了。这对极少数内陆亚洲著作来说是不准确的。人们时常在翻检深藏于庞大图书馆幽深之处的这些著作的泛黄书页时，共享新发现的兴奋之情，并发起热烈的争辩。这些著作经常久置一旁（假如图书馆的流通卡片是一个可利用的指标的话）的学者们，是我在一个相当长期的国际研讨班中的同行。跟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我对这一主题的兴趣与其说是实用性的，毋宁说是个人性的。对于书中的结论，相信诸位自会做出判断。

托马斯·巴菲尔德

书籍介绍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游牧帝国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本书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