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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名《明治大正史·政治篇》，时间范围从大政奉还开始到昭和初年滨口雄幸内阁的六十余年，以内阁的更迭为线索，记述了日本近代的政治变迁，尤其着重着眼于内阁制度、国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政党政治的发展及其与门阀贵族政治的斗争，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治等内容，*后对日本近代的左翼历史进行了记述，并对上述内容阐述了编者本人的观点。

绪论                    001

章王政维新和宪政的创始            007

节大政奉还        007

第二节废藩置县        016

第三节民选议会设置论和政党组织的开端  030

第四节明治十四年政变和大诏焕发   039

第五节明治政府的政务革新         046

第六节自由民权及其弹压      060

第七节政党的受难时期            070

第二章宪法的颁布和内阁制度实施        081

节华族令和内阁制度      081

第二节宪法的颁布和枢密院的设置   088

第三节黑田内阁和条约修改问题     094

第四节宪法实施前的诸法制         100

第五节自治制度的确立             109

第三章国会开设和藩阀政党的抗争        115

节山县内阁和次国会       115

第二节松方内阁与第二次国会       123

第三节松方内阁和第三次国会       129

第四节第二次伊藤内阁和第四次国会 138

第五节第二次伊藤内阁和第五次国会 143

第六节伊藤内阁和甲午战争         150

第七节松隈内阁          159

第八节第三次伊藤内阁             164

第四章政党的兴起和藩阀凋落             171

节首个政党内阁           171

第二节第二次山县内阁             176

第三节甲午战争后的诸法制         187

第四节政友会内阁             193

第五节桂太郎内阁             205

第六节桂内阁与日俄战争       220

第七节西园寺内阁             227

第八节第二次桂内阁——政党的分合 239

第九节第二次西园寺内阁       249

第十节第三次桂内阁           253

第五章政党政治的完成          261

节山本权兵卫内阁             261

第二节清浦奎吾的流产内阁         273

第三节大隈内阁          274

第四节寺内内阁          287

第五节原敬内阁          295

第六节高桥是清内阁           308

第七节加藤友三郎内阁             312

第八节第二次山本内阁             316

第九节清浦奎吾内阁           318

第十节护宪三派内阁的建立         325

第十一节宪政会单独内阁       332

第十二节若槻礼次郎内阁       335

第十三节田中义一内阁             343

第十四节滨口雄幸内阁             355

第六章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过程       369

节黎明时期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 369

第二节明治后期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 373

第三节无产阶级政党出现的前景     380

第四节无产阶级各政党的消长       386

第五节无产阶级政党进入议会

——弹压下的选举斗争         406

附录政治变迁概况             411

历代内阁一览              412

帝国议会一览              415

无产阶级政党              417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修改沿革        418

既有政党的离合集散         419

    野村秀雄（1888—1964），出生于广岛县双三郡原村（现三次市十日市町）。新闻工作者、广播经营者。191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法律学校。先后在立宪政友会机关报中央新闻及国民新闻工作，后得到曾任首相的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信任而成为著名的政治记者。曾担任NHK（日本放送协会）会长、朝日新闻社代表董事、熊本日日新闻社社长。先后获得蓝绶褒章、日本新闻文化奖，战后恢复对在世者授勋之后获得勋一等瑞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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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王政维新和宪政的创始

节大政奉还

德川幕府的末路

德川幕府300年的政治组织，具有一种“联邦国家”的体制，分设大小267个诸侯，以纯粹的封建原理进行统治。这些大小诸侯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占有一定的领土，掌握军队、财政、外交等统治上的重要权力，实行专制统治。当时的政治诀窍在于，对民众“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承认民众拥有任何的自由和权利。不过，压迫、剥削民众使之卑躬屈膝，置于蒙昧之中，导向文弱之态，不过是勉强贪求太平虚度，耽于桃源之梦罢了。

但是，民众不会永远卑躬屈膝，也没有甘于蒙昧。文弱的风气反而促使了智慧的觉醒。有人考究国学

[1]

知道了大义名分，有人钻研洋学

[2]

意图活用世界上的知识，这些人不期然对政治的本质起了怀疑，而至批判。不仅百姓町人

[3]

身为被压迫阶级，对依据封建原理形成不合理武力社会所产生的束缚怨声载道，就连身为压迫阶级的武士自身，对森严的阶级壁垒也心生不平之念。

这些诅咒和不平席卷全国，掀起了反抗德川幕府统治的磅礴气势，在思想界不啻一种动摇，但即便如此，在多年封建的惰性之下，初还是被幕府得以蒙混过去。但是，当佩里率数艘黑船

[4]

威风凛凛地造访浦贺，强逼开国时，全国上下受到极大冲击。在货币贬值带来的贫困的经济生活之下，幕府狼狈周章，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朝野之间公然将攘夷、开国的得失，和尊王、佐幕的是非作为政治上的重大问题进行议论。

就这样，思想的动摇、外国的威胁、经济的贫困相继发生，到了所谓内忧外患集于一时的境地，曾勉强靠封建的外衣遮掩过来的各个社会性矛盾，不容分说地对外暴露出来。幕府的权威愈加丧失，倒幕运动明显抬头。主张“攘夷”的人再提出“尊王”，倡导“开国”的人则同意“佐幕”，两派相互对立、相互斗争，而其间以“公武合体”为口号谋求幕政改革的折中论者同样辈出。所谓的天下志士，由属于平民阶级的武士和平民中涌现，真是舆论喧嚣、人心惶惶，所以以大老井伊直弼为中心的德川幕府，只能考虑用强硬政策弹压舆论。

幕府采取弹压政策，民心反而激昂起来，尊王攘夷论者与左翼的公武合体派合作，形成反幕同盟，在拥护朝廷的大旗下加强了打倒幕府的力量。此时幕府断然发动了被称为“安政大狱”的政变，当时以支持反幕同盟的久弥宫朝彦亲王为首，包括近卫忠熙、三条实美等多数公卿在内，或被免去官位，或被强迫剃度离开皇室亲信的位置，而水户藩德川齐昭、土佐藩山内容堂、尾张藩德川庆恕、越前藩松平庆永等诸藩主被治罪，另行幽禁。除此之外，还在全国下达戒严令设警戒线，首先逮捕了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梅田云滨、安岛带刀等志士浪客数十名，各自处斩或流放，以卑劣手段将带有反幕色彩的人，包括僧侣、儒官、妇女在内，穷尽严厉追究之能事，一个不留地镇压。西乡隆盛和著名僧人月照，就是吟着那首“心月无阴云，一如萨摩潟

[5]

。海上波浪间，我身终入彼”的绝命诗，投身于鹿儿岛湾中，这也无外乎是这场政变大戏中的一个悲剧。

幕府暴戾的弹压政策，虽然一时之间令反幕派蛰伏，但其反弹不久就通过直接行动的形式到处出现。以攘夷倒幕为宗旨的勤王志士，和对封建制度束缚抱持不平的反抗者，以京都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暗中纠合同伙，积极谋划要制造出革命的机会。以刺杀了井伊直弼的“樱田门外之变”为契机，各地的动乱拉开序幕，又因为攘夷的行动导致了“下关炮击事件”、“生麦事件”，外国的威胁越来越大。

大政奉还王政复古

如此一来，随着内外形势的激化和险恶化，萨摩、长州以及其他实力强大的藩，已经是不服幕府管制，试图独立并反抗幕府的敌国式存在。幕府也失去了掌控能力，这样以德川幕府权威确立“联邦国家”形态的紧密联系自然地涣散开来，以特权阶级力量强行建立的“封建统治体制”崩溃，终于成为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当时，恰逢孝明天皇驾崩，明治天皇即位，此时在志士民众中高举多年的“王政复古”旗帜，已经闪耀在全日本六十余州的土地上。由此得势的反幕派中萨摩、长州、安艺三藩同盟，决心以武力进行彻底性讨幕，并求得了讨幕诏书，马上就将要举兵东向了，这时已经一眼看穿客观新形势的土佐藩，则计划以和平手段控制事态。1867年（庆应三年）10月，土佐藩士后藤象二郎、福冈孝弟、神山郡廉向幕府提交大政奉还的建议书，劝说德川庆喜协助王政革新的大业。

这真可谓晴天霹雳，在全国上下引起巨大轰动，关于“还政”是非的舆论喧嚣，无法统一，幕府中也是众说纷纭、难以决断。将军德川庆喜深切察觉到了时势，而在他得知这份土佐藩的建议书中，有设立“上下议政所”，以他（德川庆喜）为首的意思后，终于决定“还政”，上表提出了大政奉还。

德川庆喜完成了“还政”的上表，朝议在是否敕准、有何得失上纷议不已，终决定敕准奉还，并在同年12月9日，发布了如下的“王政复古，万机亲裁”的诏令。

睿虑德川内府之大政奉还、辞退军职二条，断然闻之。柳癸丑（嘉永六年佩里来航之年）未曾有之国难，为先帝频年恼宸襟之缘由，众庶所知，依之为立今般王政复古、国威挽回之基础，先废绝摄关、幕府等，假置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为亲裁万机，诸事本神武创业之始，无缙绅、武人、堂上、地下之别，使尽至当之公仪，可与天下同休戚。

自德川家康掌握征夷大将军的霸权以来，德川家处理幕政已历15代、265年。而距离源赖朝创立武家政治，作封建制度之俑，已682年，此间政权完全为武士掌握。而至此时，江户幕府已名实俱亡，落下帷幕。武家政治的倒台即为封建制度的崩溃，政权重归天皇，王政权力的重现到来了。

与此同时，久在封建统治体制之下受到压迫、剥削的一般民众，也终于从这束缚与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始了新生。

因王政变革，废除了过去的摄政关白、征夷大将军、京都守护职务，新设总裁、议定、参与的三职，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总裁，从当天进宫的亲王、公卿、大臣中选择地位较高的充当议定，再从朝臣及各藩中选拔人才担任参与，踏出了维新改革的步。并且，此制度下显著的改变在于，保有已有人才的同时，因之前300年间惯有的烦琐官阶制度而受到压迫、心怀不满的各藩下级陪臣，也被允许参与升殿。

新政府建立之后的动乱

虽然德川幕府倒台，完成了王政复古，但仍存在排除（德川）庆喜派和拥护庆喜派的对立，他们以新政府为中心互不相让。

当初山内容堂、后藤象二郎等劝说庆喜作大政奉还时，是基于议会主义建议设立“上下议政所”，将庆喜成为新政府的首席大臣作为“还政”的必要条件。而当庆喜确实要奉还大政时，以公卿、萨摩藩、长州藩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为首的排除庆喜派坚决不认同庆喜参与国政。对此，除山内、后藤等土佐派人士极力主张庆喜要参与国政，松平春岳也支持土佐派，朝廷中的论争成鼎沸之势，但终庆喜参与国政的意见未能达成一致。

原本期待成为新政府首席大臣的德川庆喜心中的不平静自不必说，更感不满的是受到德川氏关照的谱代各藩，尤其是幕臣和会津、桑名两藩对新政府的态度大感愤恚，宣称“二三大藩，挟幼帝擅威福，当讨伐奸邪清君侧”，意图拥庆喜起兵。松平春岳、山内容堂恐事态扩大，欲防患于未然，而在两方之间调停斡旋，但为时已晚，事态急转直下，朝廷、幕府两军终至兵戎相见。朝廷任命议定小松宫嘉彰亲王为征讨大将军，赐锦制御旗下诏要消灭叛逆。以萨摩、长门的军队为中坚的官军在鸟羽、伏见打败敌人，京畿之地终于无事，但还有盘踞在山阴、关东、奥羽的反萨长派，响应幕府军，又在各地掀起战乱。于是朝廷任命总裁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东征大总督，西乡隆盛为其参谋，再先后任命左中将西园寺公望为山阴镇抚总督，及各个镇抚使、镇抚总督，并安排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黑田清隆、板垣退助、品川弥二郎等为各个参谋。官军旌旗堂堂，转战各地，在将要攻入江户时，德川庆喜早已自行表明了闭门不出的恭顺姿态，还有山冈铁太郎、胜安房等幕臣。考虑到若按此势头继续作战，则战祸所及，江户将尽归灰烬，市民将陷于涂炭之苦，所以压住了激动的幕臣向官军请求和谈。有栖川宫大总督、西乡参谋上奏朝廷叫停了各军的进攻，西乡、胜在江户的萨摩藩官邸（前华族会馆）会面，平静地缔结了关于交出江户城的和谈条约。德川庆喜被幽禁到水户（后来转移到骏府），德川家达继承了德川本家。

对德川庆喜的恭顺感到不悦，也不满足于和谈条约的那些顽固的幕臣，意图与官军决一死战，组织了彰义队占据了上野的宽永寺，打起了与官军抗争的旗号，被大村益次郎率领的军队击破，可怜地死去。而面对以会津为盟主的东北各藩联盟，参谋板垣退助、伊地知正治指挥下的官军十分善战，或攻城或允降，官军推进到了会津若松城。会津不愧为东北重镇，虽然官军攻击甚为猛烈，守城军队却也死守住了。但是，随着米泽藩向官军投降，其他联盟各藩又缺乏斗志，城中军粮也终于耗尽，凭着一口气坚持下来的会津军民已经无能为力。明治史只记录下二百妇孺全部死亡及饭胜山上逝若朝露的少年白虎队壮烈悲情。投降后，奥羽的战乱渐渐平定。

紧接在奥羽战乱之后的，是虾夷地（北海道）发生的五稜郭之战。榎本武扬、大岛圭介均是幕臣中的杰出人物，虽然早早地洞察了时势，但还是激愤于萨摩长州对德川庆喜的专横做法，不屑于服属新政府的统管而与官军抗争，战败后乘坐军舰到了函馆，闭城死守。黑田清隆率领官军水陆并进，击沉军舰，攻破城堡，积极劝降榎本、大岛等人。1869年（明治二年）5月，榎本等人投降，虾夷地平定。自维新以来的战乱至此完全平息，海内安定。

上下议事所

以庆应改元明治为契机，新政府将国政的大方针放在民主主义的基调上，意图由此坚决实行各类改革。明治维新是政治体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时是社会组织的彻底性变革。从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体制向民主主义色彩的转向，是政治上的一大飞跃，也是当时的形势确有不得已之处。

之前土佐派在还政建议中称颂并提倡实现议会制度，而德川庆喜不仅在大政奉还的上表中写明应当“广泛保护天下之公议”，更在鸟羽、伏见之战战败回到江户后，立即下令让西周、加藤弘之、津田真道等新学方面的博学之士考察立宪政党，再设立“公议所”，谋求笼络人心。在德川庆喜及其支持者已经基于“议会主义”，试图广取天下公议树立政治之道之时，以更始革新为口号出现的新政府若要以反动态度开倒车，从政治策略上来看也绝非上策。

特别是，西洋文明已经如同全景画一般，展现出了浓艳的色彩，眩惑了当时新思想家的眼睛。另一方面，连番战乱下民心动摇，形势上如有异动，新政府的前途就令人忧虑。新政府直面这混沌不安的政治局势，应采取的好办法，是首先谋求稳定人心并确定其归属，由此稳固新政府的基础，再进一步实行各类改革。这需要赢得武士、平民阶级的支持，来收拾眼前的局势，而除了在民主主义的基调上制定政治结构，别无他法。

明治新政府经研究决定的首次尝试，是于1868年（庆应四年，也是明治元年）正月设立了可以说是代议政体萌芽的公议舆论机关“上下议事所”，其中“上议事所”由此前的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中的议定、参与，“下议事所”由征士、贡士构成。

征士：从各藩及城乡中选举贤才成为“下议事所”的议官。征士任期为四年，不设定员，其中优秀者将更受重用，可能被任命为参与。

贡士：由各藩主选拔参与议事者，四十万石以上的大藩选拔三名，十万石以上的中藩选拔二名，一万石以上的小藩选拔一名。无任期，可依其才能选为征士。

《五条御誓文》和《政体书》

当然，将上述尝试与现在的议会制度相比，是极为不彻底不完全的，但现在的制度是当时无论如何看不到的。而废除旧有习俗和格式，设立各藩意见代表的机构，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上已经是一大剧变。到同年3月，天皇驾临紫宸殿，祭祀天神地祇，聚集公卿诸侯下达《五条御誓文》，称“为我国未曾有之变革，以朕躬先于众，誓于天地神明，特定斯国是，立万民保全之道。众亦当基于此旨趣，协心努力”。

五条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官武一途，迄至庶民，各遂其志，要人心不倦；

四、破旧来陋习，基天地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振起皇基。

这确实就是明治新政府将国是之根本宣示于中外的文字，谈论政治探寻历史的人多认为此时是宪政创始的源头、民权进步的基础。若更进一步考察，这是抑制雄藩跋扈的策略。当时政权虽然已归于朝廷，但萨长等雄藩逐渐极擅恣专横之能事，行为举止如同第二个德川氏一般，蔑视王政复古的果实。对萨长的专横感到不满的人士率先诅咒新政府，随着战火蔓延，民心离散，政府的根基愈发危在旦夕。政府内外的有心人，正视现状沉痛忧虑新政的将来，在匡扶国家的方法上颇费苦心。此时，越前藩士由利公正、土佐藩士福冈孝弟等均有以议会主义为国政根本、扩大公议舆论原则确立政治道路的意图，政府接纳了此建言，而后将由此二人为首起草的建言中相关的五条原则，作为御誓文宣布。

可是，这御誓文不过是宣示了国政根本的原则，因而其运作准则必须另行制定。于是闰4月发布了《政体书》将《五条御誓文》具体化，这份《政体书》由副岛种臣、福冈孝弟起草，内容上主要是依据福泽谕吉的《西洋概况》，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主义为精髓，作为政治运作的规范。现在如果要概括其主要内容，则为如下四点：

一、天下权力总归之于太政官，则无政令出于二途之患，分太政官权力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则无偏重之患也；

二、立法官不得兼行政官，行政官不得兼立法官，但如临时都府巡察使和外国应接，仍得立法官管之；

三、各府、各藩、各县皆出贡士为议员，立议事制度之事为执舆论公议之所以也；

四、诸官以四年交代，须用公选投票之法，但今后初次交代时，留其一部之半，延二年交代，使断续得宜也，若其人有众望所属而难去者，犹得延数年。

该《政体书》置重点于舆论政治的实现，尤其如采用官吏公选制，确是革命性的大变革。并且此改变并不只是要在中央实行，而是会广泛波及各藩来确立此制度，发出“于各藩也须立其制”的命令，这与今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连地方长官公选，都狐疑逡巡不能断然进行的情况彼此对比，实有不胜今昔之感。

不过遗憾的是，因为该改变以作为封建遗产的藩组织为前提，是在认可大名、武士的实际存在下进行的，势必产生不合理和不自然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忽视普通民众、照顾武士阶级，结果煞费苦心的民主主义大变革犹如空中楼阁，根基不牢。如果当时的执政者想到这点，以民众为目标，靠民众的支持完成此改变，或许不仅新政府的基础越发牢固，日本的政治也能更早地大众化，有更加飞跃式的发展。虽说当时的政治局势不容许这种情况发生，如今想来实感遗憾。

立法部—置议政官，将之分上下二局，“上局”以议定、参与、史官组成，掌政体创立、立法机要事务决定、条约修改、和战宣告与三等官以上的任免、赏罚的审批。“下局”由议长二名及议员组成，议长由行政官辨事兼任，议员以贡士充任。接受上局的命令，讨论“租税、驿传、内外通商之章程、造货币定权量、与结外国新约、拓疆、宣战讲和、水陆捕拿、招兵聚粮、定兵赋、筑城寨于藩地、彼藩与此藩诉讼”等。

行政部—设行政、神祇、会计、军务外国（明治二年追加民部）共五官，行政官置辅相（现内阁总理大臣）、辨事、史官，神祇等其他四官置知事（现各省大臣）、副知事、各掌诸般行政事务。

司法部—作为太政官的一个机构设刑法官，置知事及副知事，独立于其他官职，司监察、纠弹、捕亡、断狱。

第二节废藩置县

迁都——公议所的制定

根据《五条御誓文》，国政根本得到明确，根据《政体书》，政治运作原则得以指明，维新改革由此终于开始。1868年（庆应四年）8月27日，即位大典在紫宸殿举行。9月8日由“庆应”改元“明治”，同时规定一世一元，废除了“从吉凶象兆屡屡改号”旧例。接着，10月13日下诏，将皇居从二条城迁至江户城，改江户为东京，作为日本首都。这是大久保利通在主张打破上下隔绝旧习，一扫因循固陋坏风气，获取更始革新、王政复古果实的《迁都献议》中的内容，因木户孝允的翊赞得以实现，这次迁都的英明决断是告别当时封建遗存思想的具体表现，从政治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迁都的同时，又下达了“凡事之得失可否，宜正义直谏，启沃朕心”的诏书，宣达了倾听公议舆论的谕旨。政府规定了代替贡士的公议人（大小各藩及各公立学校均选拔一人）制度，设立公议所，于1869年3月7日集合了各藩的公议人计227人，开会议事。

公议书设置亲谕    1869年2月25日

朕将东临，会合公卿群牧，博咨询众议，建国家治安之大基。原制度律令，乃政治之本、亿兆之赖，所以不可轻定。今奏公议所法则，略略既定，宜速开局。局中以礼法为贵，以协和为旨，心存公平，议期精确，专基皇祖之遗典，适人情时势之宜，审先后缓急之分，顺次细议以闻。朕亲裁决之。

议案主要是由政府提交的，有禁止切腹、废除带刀、废除贱称、禁止人身买卖等许多提案，除此之外议员提出的议案也不少。而且讨论议案时，激进的文明开化党和守旧的冥顽保守派对立，互不相让，所以议事进展不易。尽管政府提出改革方案，期望获得实行，但无法获得多数同意。政府特意以公议舆论为口号设立公议所，议会的实际情况却是如此这般，因而政府视之为障碍，以至于实际派政治家如大久保利通甚至提出这是“未符我国体之物”，倡议废除。因为公议所是在事物草创、政局混沌之际召开的，不仅其功能不能充分发挥，组织的形态、内容又被限定在了部分特权阶级，所以无法通畅传达反映民意。民间草莽之士中胸怀大志者言路壅塞，郁积的热情不得不以某种形式进行宣泄。特别是对明治政府抱有不满的各种分子，动不动就要掀起反动的波澜，或采取破坏运动或直接行动。先有土佐藩士在堺浦对16名法国人的杀伤案，再有对开国论先驱横井小楠的暗杀，险恶的氛围趋于浓重，因而政府在同年3月18日设立待招局，作为正义直谏的政府机关受理一般民众的建议、进言。

[1]

     译者注：日本德川时代学问的一种，随着近世学术的发展和国家意识勃兴而开始，主要以文献学的方法，对尤其在佛教、儒学传入之前的日本固有文化及精神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及其学风，或与之相同宗旨的研究活动，目的在于探明日本民族固有精神的“古意”、“古道”的具体内涵，研究对象有《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古代典籍。

[2]

     译者注：日本德川时代对西洋学问和西方语言学的统称。

[3]

     译者注：町人是日本江户时代对民众的称呼，即城市居民之意，他们主要是商人、工匠等。

[4]

     译者注：日本幕府后期对欧美各国前往日本轮船的称呼，因船体涂以黑色而得名，尤指欧美列强前往日本的军舰。

[5]

     译者注：指鹿儿岛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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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前言

前言

做什么事都因循卑屈的我，在被要求编著《明治大正史·政治篇》时，不知怎么回事就不自量力而随便地接受了。

初我的腹稿是想要将“幕末的封建时期”到“昭和的大众时期”六十余年的政治变迁和现象如实地拼接起来，描摹出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大小政治人物，再交织进现在的政治现实，来窥探将来的政治动向。

在此期间发生的思想、经济、外交上的变化，也反映到军备、法制、教育、自治制度上，尤其是被压迫阶级的政治觉醒及其发展，无论如何不能视而不见，所以我曾想把这些内容分别列为章节叙述。

尽管带着这样庞大的计划大致打好了腹稿，但因我缺乏创造力，只能一味借用前辈努力成果的重要资料，想要借此来完成本书。然而，一旦着手，就与言论篇、外交篇、经济篇、艺术篇在内容上撞车，无法按计划推进。在在避免这种矛盾的过程中，时间却不等人，截稿日期逐渐逼近。加之我力有不逮及繁忙的原因，终究无法按预期计划进行，只能请同僚深泽甲子男监督我，才勉勉强强算是完成了任务。

因为这样的情况，本书势必有不完全、不彻底且不尽严谨的地方，这是我不自量力、随便接受任务的罪责，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在此诚挚致歉，同时向在此期间给予我极大帮助和教诲的诸位前辈、同僚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

等候滨口首相出席国会，凝视政局之发展，记述于国会内东京朝日新闻休息室。

野村秀雄

昭和六年（1931年）三月五日

书籍介绍

本书原名《明治大正史·政治篇》，时间范围从大政奉还开始到昭和初年滨口雄幸内阁的六十余年，以内阁的更迭为线索，记述了日本近代的政治变迁，尤其着重着眼于内阁制度、国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政党政治的发展及其与门阀贵族政治的斗争，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治等内容，最后对日本近代的左翼历史进行了记述，并对上述内容阐述了编者本人的观点，是一本受大众欢迎的政治史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