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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次出版于1921年，距今已七十余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现在以横排本重新问世，也主要是为适应人们了解和研究现代新儒学这一中国当代重要思潮的需要。本书将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比较东西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科学与民主的原因，以及以后我们的 文化该向何处走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主张东方文化应该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学习有利于提升生活品质的东西，而非盲目否定自我、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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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1988)，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学历既经过家塾、中西小学堂，毕业后即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又任《民国报》记者,1917-192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常委等。

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 (1919)、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921)、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1932)、 《乡村建设理论》 (1936)、 《朝话》 (1936)、 《中国文化要义》 (1949)、 《人心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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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你，你莫以为人类所遇到的问题，经人类一天一天去解决，便一天从容似一天，所谓问题的解决，除掉引入一更难的问题外，没有他义，最后引到这个无解决的问题为止。盖无常是永远的，除非不生活，除非没有宇宙，才能没有无常；如果生活一天，宇宙还有一天，无常就有，这问题也就永远存在。所以我们可以说宗教的必要是永远的，我们前头说过，宗教即是出世，除非是没有世间，才没有出世，否则你就不要想出世是可以没有的。

我并不以为人类生活有什么好，而一定要中国人去做；我并不以为人类文化有什么价值，而一定要中国人把他成就出来：我只是看这中国现在这样子的世界，而替中国人设想如此。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却是我没有法子教他从此而得救，除非我反对大家此刻的倡导。因为你此刻拿这个去倡导，他绝不领受。人类总是往前奔的，你扯他也扯不回来，非让他自己把生活的路走完，碰到第三问题的硬钉子上，他不死心的。并且他如果此刻领受，一定是十九时不很好的领受——动机不很好。此刻社会上皈依佛教的人，其皈依的动机很少是无可批评的，其大多数全都是私劣念头。

总而言之，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若因为要拉他来用而改换他的本来面目，则又何苦如此糟蹋佛教？我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对佛教的改造

做一天这样干枯疲闷无聊的工，得些钱自要寻乐。乐要待寻，乐即是苦。而况要急寻，则无非找些刺激性的耳目口腹男女之欲：淫声、淫色、淫味……总之非淫过不乐，这境界真惨极

大约两三年来，因为所谓文化运动的原故，我们时常可以在口头上听到、或在笔墨上看到”东西文化“这类名词。但是虽然人人说的很滥，而大家究竟有没有实在的观念呢?据我们看来，大家实在不晓得东西文化是何物，仅仅顺口去说罢了。大约自从杜威来到北京，常说东西文化应当调和；他对于北京大学勉励的话，也是如此。后来罗素从欧洲来，本来他自己对于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难免说中国文化如何的号。因此常有东西文化的口头说法在社会上流行。但是对于东西文化这个名词虽说的很滥，而实际上全不留意所谓东方化所谓西方化究竟是何物？此两种文化是否象大家所想象的有一样的价值，将来会成为一种调和呢？后来梁任公从欧洲回来，也很听到西洋人对于西洋文化的反感的结果，对于中国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羡慕。所以梁任公在他所作的《欧游心影录》里面也说到东西文化融合的话。于是大家都传染了一个意思，觉得东西文化一定会要调和的，而所期望的未来文化就是东西文化调和的产物。但又像是这种事业很大，总须俟诸将来，此刻我们无从研究起的！<原文开始>

顧孟金先生所做《馬克思學說》，其中批判唯物史觀道：“但他是說的’舊社會秩序必要自己廢除‘，這’必要‘究竟是什麽意思呢？馬克思自己說這個’必要‘是論理的必要。因為社會的衝突是社會全體裡頭的一個’否認‘(negation)，這個’否‘一定有要剷除另一個’否定‘來。這是與黑格爾所說的’人類視之思辨性質‘相對稱的。

但馬氏以後唯物史觀的代表卻不用這種黑格爾的名詞了，他也不說’論理的必要‘了。他們只說這個必要是一種天然的因果關係。

以上兩種意見都未認清社會科學的認識條件。社會科學裏所研究的社會現象不是別的，乃是一種秩序之下的共同動作。這種共同動作是有組織的、有紀律的、有意志的。所以’唯物的歷史觀‘所說的’舊社會秩序必要廢除‘這必要既不是論理的必要，又不是天然現象因果的必要，乃是宗旨的必要。因為社會秩序是方法，社會生活是宗旨。如果社會秩序與社會生活有衝突的時候，他的宗旨全失了。人要達到這個宗旨，所以起來改革社會秩序。換一句話說改革與否，并如何改革這是視人的意見而定的，並不是機械的被動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

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据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所有他在伦理学上的思想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抱如是见解而来。

书籍介绍

本书首次出版于1921年，距今已七十余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现在以横排本重新问世，也主要是为适应人们了解和研究现代新儒学这一中国当代重要思潮的需要。本书将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比较东西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科学与民主的原因，以及以后我们的 文化该向何处走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主张东方文化应该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学习有利于提升生活品质的东西，而非盲目否定自我、全盘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