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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认为，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帝国兴衰的深层根源。

前言

部 父子君臣，1063—1067

1 父死子继

2 帝后·母子·天下

3 强撤帘

4 “式微”歌

5 濮议：父亲名义战

6 把名字刻人石头

7 没有赢家的战争

第二部 旧邦新命，1067—1069

8 新皇帝二十岁

9 “大有为”锋芒初露

10 一朝天子一朝臣

11 话题人物王安石

12 四月谈话

13 理财争论出延和

14 司法分歧起阿云

第三部 风云初变，1069—1071

15 开封山雨欲来

16 马王初较量

17 王安石的胜利

18 皇帝爱韩非

19 去意决

20 青苗法红线

21 登楼不见山

第四部 长安不见使人愁，1071—1085

22 勇敢者的墓志铭

23 独乐园中狮子吼

24 新法得失

25 书局风波

26 遗表真情献大忠

27 神宗的眼泪

第五部 黄叶在烈风中，1085—1086

28 开封的呼唤

29 言路何难开

30 “黄叶在烈风中”

31 “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

32 神宗旧相

33 僵局

34 “奸臣”去

35 政治中的政策

36 病榻上的宰相

37 复仇与和解

38 人间 是宽容难

39 葬礼与哀歌

附录

北宋(1063—1086)大事记

元丰改制前宋朝 机构与政府组织示意图

元丰改制后宋朝 机构与政府组织示意图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主要著作有《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历 的武举和武学》《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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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多次提醒掌权者要警惕刚愎自用，因为那会导致官僚集团的集体堕落和政治腐败，破坏朝廷国家的安定。他精准地描述了刚愎自用的掌权者把朝廷国家引向死路的过程：掌权者一意孤行，讨厌批评，破格提拔应声虫、跟屁虫，羞辱打击异议分子、反对派。那么，能够“立取美官”、升进到官场上层的，就会是一些“躁于富贵者而这些人的得志，将大大提升整体环境对于无耻行径的容忍程度，从而彻底败坏官僚队伍的作风。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 ，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第二，政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2]。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北宋政治的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以及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之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惰性；政策倾向与批评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为...

青苗法的做法，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农民自愿借贷，到收获季节还款，如此一来，农民有粮食吃，有种子种，又不必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而政府既可以从中获得合理的利润，又可以抑制民间高利贷资本的膨胀，缩小贫富分化，农民与政府各得其所。听起来两全其美，然而这只是青苗法的“设计意图”。韩琦在报告里说，他在河北看到的，落到实处的青苗法其实点也不美：它变成了强制贷款，所有农户都必须借贷，富人可以多借，穷人只能少借。而且利率颇为不低，春天1000个铜板发下去，除非是遭遇大灾荒，到了秋天就必须得有1300个铜板交上来，不到半年，30%的利润率。而且这是政府的贷款，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在后面盯着，谁敢拖欠，谁能拖欠？！'韩琦的结论是，青苗法是打着利民旗号的敛财利器！

在李常、范镇被贬的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被破坏掉了，而这两项制度都是防止皇帝或者宰相专权的关键。第一项制度是谏官的“风闻言事”权力。李常“分析”，台谏官员超然独立的监督特权正在逐渐丧失，而这是宋王朝政治机体中宝贵的纠错机制。第二项遭到破坏的制度同样涉及纠错，这便是通进银台司的封驳。重要政令文书，必经通进银台司审核无误方可下发。这就好比是一个工厂的质检部门，产品不合格可以退回生产车间返工。李常的处分命令范镇认为不合理，退给皇帝请他重审，可是皇帝却直接绕过质检部门，把不合格产品推向了市场。如果最终的产品比作一辆车，倘若不合格产品只是一个座位，那么无关紧要，可是，如果这不合格产品是发动机呢？设置质检部门的作用就是纠错。绕开质检，掩耳盗铃，搞不好就会“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自取灭亡！

孔子“正名”的核心是恢复礼制、名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重建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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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认为，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大宋之变”。

本书以司马光的后半生为线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坛风云，深入濮议之争、王安石变法、司马相业等历史细节，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纬，充分展现韩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文人政治家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抗争与博弈，再现共治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荣光与屈辱。以抽丝剥茧的分析推理，典雅流畅的语言，探究大宋之变的错综因果和历史真相，揭示朝代兴衰、帝国统治的深层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