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文集：伯林传（新京报推荐 以赛亚·伯林权威传记，思想家传记的典范之作）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自1987年9月始的十年里，叶礼庭定期拜访伯林，同他一起回忆人生，重新经历他在俄国度过的童年、牛津的求学岁月、美国的外交生涯、对苏联的访问，以及不曾远离思想前线的学术生活。这不是一部用文献堆砌而成的人物评述，而是用伯林自己的回忆写成的思想传记。在本书中，你会看到伯林如何经历暴风骤雨的20世纪，度过诚实且负责任的一生，并且从这个世纪的灾难和成就中提炼出他回响至今的原创思想。

一 阿尔巴尼

二 里加， 1909—1915

三 彼得格勒， 1916—1920

四 伦敦， 1921—1928

五 牛津， 1928—1932

六 全灵学院

七 兄弟们， 1934—1940

八 以赛亚的战争：纽约， 1940—1941

九 以赛亚的战争：华盛顿， 1942—1945

十 莫斯科， 1945

十一 列宁格勒， 1945

十二 宗族， 1946—1948

十三 冷战， 1949—1953

十四 迟来的觉醒

十五 盛名， 1957—1963

十六 受困的自由主义者， 1963—1971

十七 沃尔夫森， 1966—1975

十八 回首， 1975—1977

十九 后记

叶礼庭 (Michael Ignatieff，1947—），俄裔加拿大人，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也曾担任战地记者和政治评论员多年，出任多国政府顾问，被公认为人权、民主、公共安全、国际事务的资深专家。2009—2011年间任加拿大自由党党魁。其文章多见于《纽约书评》《金融时报》《新共和》等媒体，著有《伯林传》《血缘与归属：探寻民族主义之旅》《战士的荣耀：民族战争与现代良知》《火与烬：政治中的成与败》《陌生人的需求》《俄罗斯相册》等作品。曾获得加拿大文学奖——总督奖，乔治·奥威尔奖，汉娜·阿伦特奖。2016年11月获得加拿大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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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尔巴尼

阿尔巴尼位于皮卡迪利大道旁一间小小的马车房背后，哈切兹书店和福特南与玛森百货公司的对面。它建于 18 世纪晚期，是那些在乡间有自己的地产又想在城市里有一个落脚点的有钱人的住处。在通向花园的狭长大厅里有一座拜伦的胸像，1816 年他曾经在这里住过。墙上还挂有饰板纪念墨尔本勋爵、埃尔顿大法官和帕默斯顿子爵等维多利亚时期的知名人士。英国所有清一色由男性成员组成的机构—公立学校、牛津和剑桥各学院、伦敦的俱乐部以及律师学院—都有一种家族相似性，阿尔巴尼也属于这个家族：高高的走廊简朴肃穆，带着冷冰冰的味道；脚下是闪烁的嵌花瓷砖；墙上高挂着磨光的墙板，开列着上至 1799 年的历任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的名单。

沿着在花园中蜿蜒而过、为枝叶所掩蔽的木板小径走到尽头，就来到了伯林的房间。透过窗框，在层层窗帘之间，可以看见绅士们在客厅中喝茶。伯林终其一生都是在类似这样的地方度过的—在带有英国机构特权痕迹的高墙拱卫的花园中，以及有着高高落地窗的房间里。

给我开门的是伯林本人。他没有拒绝我用俄国人的方式吻他：两边脸颊各一下，然后再来一下。这算是对我们共同的俄国血统的声明，我每次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都会很郑重地这么做。他永远穿着那件朴素的深色外套，里头是扣上纽扣的背心，再配上一条翻边的裤子。衣服样式保守，料子却是上好的精纺毛料。他的黑色系带皮鞋擦得很仔细，由于年深日久而有了细微的裂纹。他一般总扎着一条带黑便士邮票图案的领带。他的背心口袋上挂着一根链子，链上吊着一副长柄眼镜般的玳瑁放大镜，用来加在眼镜外面阅读小字体的文章。

他把我领进了一间舒适的屋子，从这里能看见外面的小径，墙上挂着一套精致的 18 世纪法国铜版画。壁炉架上摆着一排凸印着姓名的精美请柬。他慢慢地在壁炉旁边一张破旧的白色安乐椅里坐下。电话在他的肘边不时响起。每当电话响时，他都会重复一遍同样的动作。先是咕哝着：“好的，好的，请稍等。”然后把电话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从背心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把眼镜推到眉毛上面，把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翻着记事本，稍加考虑，然后说：“星期三下午三点。”在记事本上潦草地划几笔，重新把本子放进口袋，放下电话，这才眨眨眼对我说：“我们说到哪儿了？”他的社交网远至耶路撒冷和华盛顿，既有同龄人，也不乏忘年交，包括学术、出版、政治和艺术等各界人士。现在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与他的社交圈中的阴谋、戏剧、争吵与和解保持同步。

他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溜盛有盐腌杏仁和一种芬兰式脆面包的罐头，他在出席晚宴的时候就把它们装在衣服口袋里兴高采烈地带去。在离他的椅子近的书柜上堆着一大堆巧克力。他嗜吃零食，坐着的时候身子前倾，右手在那堆罐头里翻来找去，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把坚果和巧克力往嘴里扔。他的左臂则弯曲着，挨近身体。

在罐头的旁边总有一本刚出版的书，一般是某个以前的学生的作品，（他叹着气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读了。”）还有他自己的一大堆手稿，经过他的编辑亨利 ? 哈代的修订，正等着他做出反应。（“我连自己写的东西都读不下去，更别提其他人的了。”）不过，每天早上他都会如饥似渴地细读《泰晤士报》。讣告栏里，一张张面孔仿佛还在注视着人们—某位上议院司法议员的夫人，物理学教授，还有一次是他爱过的一个女人 [1]。他的目光在她脸上流连：“她虚伪至极。虚伪至极。可是又可爱至极。”然后摇头道：“到我这样的年龄，所做的一切好像就是参加葬礼。”我用揶揄的口气告诉他，在巴黎，人们说：“ Mais Berlin est mort, n’est-ce pas?”（法语：“可是伯林不是已经死了吗？”）他微笑着回答：“可能是吧。”

在 30 年代的照片里，漫步于马格达伦花园或是站在全灵学院方庭中，为一道斜斜的光线所照亮的伯林，身材微胖，肩膀不宽，穿着三件套，一头黑色的鬈发，黑眼睛，戴着厚厚的眼镜，右手托着左肘。他总是不正面面对镜头，或是摆出假装严肃的姿势。和他相识早的老朋友们说他几乎没有变。斯蒂芬 ? 斯彭德对我说：“一头小象，始终是同一头小象。” [2]在 1910 年里加一位上流社会摄影师为他拍下的早的照片里，年仅一岁的他已经有了一双惹人注目的眼睛—又大又黑，顽皮而聪明，总有一种愉快的表情。身为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中受宠的独子，他始终保持着这种与生俱来的信心。八十七年后注视着世界的仍然是同样的目光。

他说话快得出奇，不熟悉他的人根本听不懂。约瑟夫 ? 布罗茨基曾说过，伯林讲的英语跟他的俄语差不多，只是还要快，“简直像在追赶光速”。 [1] 他说起话来就像一只炉子上的俄国茶炊，咕噜咕噜，喋喋不休。弗吉尼亚 ? 伍尔夫 1933 年 12月在新学院的一次宴会上初次见到伯林，她说他外表像个黑黝黝的葡萄牙籍犹太人，说起话来则有着年轻的梅纳德 ? 凯恩斯的活泼与自信。 [2] 伯林个性中的所有层面都显现于他的声音之中，这在他发音习惯的变化中得到表现。在他早的那些演说中，他的声音是对牛津上层阶级语言的俄式模仿，全是闭唇音和清脆快速的元音，他不自觉地受到了 30 年代的完美典型，他终身的朋友和对手莫里斯 ? 鲍拉的影响。他的老朋友们，像乔治 ? 韦登费尔德，则还从伯林抑扬顿挫的急促语流和匆忙的节奏中听出一些大卫 ? 塞西尔的风格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英国前后两代广播收听者们认为是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的，实际上却是一个里加犹太人对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无意模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模仿的这种声音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现在，在他生命的后二十年，他的俄国旧习重新抬头。老式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响亮声音又在他口头出现，语速缓慢下来，从急促含糊一变而为轻声低语。

他说起话来简直会让打字员和速记员们无计可施：似乎完全没法把捉，没有停顿或句点，也没有段落。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低语中自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确。其实始终有句子，也有段落。即使从句带出的插入语表面上似乎没完没了，但在思想陈述的终完成之处，它们实际上就结束了。其间虽有限定语错综盘绕，每个句子的主干却总是清晰的。这种秩序带有音乐性，与其说它是逻辑的，倒不如说是直觉的和联想的更为合适。他这种跳跃飞奔的说话风格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他一边陈述自己的主张，一边预想着各种反对意见和限定条件，于是就把命题和条件综合到一起，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时进行表述。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口述的方式写成，所以他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和他的说话方式是一致的：都是华赡精细，有前人遗风，同时又不失深刻清晰。从他在学校的作文来看，他从十一岁起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风格。

不善辞令的学者们在越过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天堑时，总不免一番挣扎；对伯林而言，语言和思想则是相携而行，无有窒碍。他对自己的这种轻松自如感到怀疑，总觉得拙于言辞的知识分子可能更为深刻，更值得信任。不过他的挥洒自如乃是他的一个秘密。对伯林来说，词语总是招之即来，在他脑海里以与说话同样快的速度组成句子和段落。自有浪漫派以来，思考就一直和孤独、苦闷以及内心分隔联系在一起。对于他，思考则意味着智慧、讽刺和愉悦。要像伯林这样热爱思考，就必须是既敏捷又合群的人物。他憎恶独自思考，并视之为畸形行为。在他看来，思考与交谈、对话中闪现的灵感火花以及调侃、躲闪和游戏都是密不可分的。伯林的长于言谈是很出名的，因为他不仅机警敏锐，而且更能让人觉察到思想是通向未知的一个突破口。与他交谈过的人们记住的并非是他说过的话—他不是智者，也没有说过什么警句—而是被他带入他的思想客厅的经历。因此他的谈话从来就不是表演，他并不借此哗众取宠，而是通过谈话来过群体生活。伯林总是说自己“丑得让人无法忍受”。当然，他的脸虽有一种高贵感，但确实称不上英俊。不过岁月使得他瘦削下来，渐疏的头发日益灰白，双眉、富于表情的鼻子以及有力的脸颊和下颏线条越发突出。如果他不缩着嘴唇，皱着眉，或是做出不赞成的嘲弄神情，他的脸部轮廓就是精细而饱满的。伯林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他一直就该是这样，好像他整个一生都是在朝着这种希伯来式的智慧外表变化。但这样的结果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无论他的观念还是气质在老犹太人中都是不希伯来式的。

到目前为止，他的衰老还不怎么严重，但正在变得日渐迅速起来。他现在肩膀弯垂下来，背也驼了。他的听力也不如以前了：他发现，在全灵学院进行公开选举用的那张铺着粗呢的长桌旁边，要听懂人们七嘴八舌的谈话变得困难起来；大型宴会变得像是考验，但音乐会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他和妻子艾琳带来欢乐。每场演出都在他脑海里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详细地记忆存档，直至 30 年代的萨尔茨堡，皇后大厅，废弃已久的礼堂和早已故世的表演者—肯普夫，施纳贝尔，所罗门，利帕蒂。以头脑的敏锐著名，就意味着朋友们都提防着他（他自己也提防着自己）出现任何迟钝的迹象。他觉得自己的头脑每天都在不断地衰退。他会说：“我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仅仅为了赶走自己的恐惧，他会重新开始努力回忆 1932 年 8 月萨尔茨堡一场节日演出中一位指挥的名字。（“等一下，等一下，想起来了。”）他的记忆力极为奇特，细密得简直不像是属于人类的，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来不费吹灰之力，以至于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都保存了下来，什么都没有丢失。伯林总说他觉得自己一点儿也算不上是个有趣的人。这无疑是个狡猾的谎言，因为他好的故事中许多都是关于自己的。不过，事实上他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热衷于自己想法的人，毋宁说是一个自足的人。虽然他只是以一种好奇的而非格外热切的方式倾听别人的话，虽然这种倾听更像是他自己的话语之间的停顿，但他确实是在听，而且似乎确实听见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那些主张行动主义的朋友们常常批评他对内在体验比对献身公共事业更感兴趣。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人类自欺行为的多样性比对 realpolitik（德语：现实政治，强权政治的委婉语）更好奇。

伯林明显的自恋形式是他的疑病症。他喜欢生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病。他对医生、养生和疗养院十分喜爱，只要受一点点刺激就会上床休息。学生们还记得他在床上给他们上课，被子上到处是书、纸、茶杯和饼干。在他妻子的房间隔壁那张他现在睡的小单人床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排药瓶、药膏、盒子和玻璃水杯。他会对你说他自己情况很不好，但实际上身体的疾病让他获得了几乎是完全的特权。不管是在这方面还是在差不多其他任何一个方面，他的运气都让人羡慕得发疯。就好运是改变人的生活的一个真正范畴而言，伯林可说是世界上幸运的人之一。

写回忆录的想法使他十分慌乱。“决不。”他一边说，一边像喜剧结尾时那样耸耸肩。而且，他害怕自己的坦率，不愿将自己的一切原原本本形诸文字。可是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不是由他来写自己的生活的话，那么又有谁能够在他的部分谈话消失之前将之记录下来呢？这便是这本书于 1987 年 9 月开始写作的缘起。我并非他以前的学生或养子：他似乎生来就没有父性本能。我一开始只是去那儿和他见面。我一小时一小时地记录下他的谈话，如同一个提着桶去泉边汲水的仆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几年以后，伯林同意我写一本他的传记，并决定在自己身后出版，他一个字也不看。他的说法是：“ Après moi ledéluge.” [1]我在下午来阿尔巴尼的习惯持续了整整十年。

在他不断的低语声中，放在矮咖啡桌上的打字机也加快了杏仁在罐头里的碰撞声，并且记录下了壁炉上法国大钟的整点鸣声。我提一个问题会让他漫无边际地讲上一个小时，讲述着、重复着那些老故事，穿越数十年的时间，提起些显赫的人物，也在无名之人身上逗留，高兴地向自己证明并没有忘记他们。我雄心勃勃地想要将他所有的经历—确切地说也就是每一封以前的信、每一张公共汽车票、每一个还记得的笑话和每一句评论—都干[1]脆利落地囊括在一个故事中；一旦经过精心的加工和润色，道出其中的关键，这个故事就可以从他头脑中迷宫般的档案库里清理出来，从此免于光阴的毁坏。这需要表现出艺术鉴赏家与遗忘做斗争的巨大才智。

同样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似乎这样的重复就证明了他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穿透了它那些阴暗的角落，也驱散了它的阵阵沉默。而他之所以从未写过自传的原因也变得明了起来：因为他的这些故事已经获得了成功，它们既保存了他的过去，又使他可以免于反省。

他对自己的过去就像对自己的疾病一样，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俄国式的坦率态度。只要我懂得如何发问，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我。他允许我阅读他的信件，这些信都和他的谈话一样自然而然。他既不惜笔墨，也不吝时间。在给俄勒冈一个无名研究生的信中，他可以详细解说自己对两种自由观念的区分，其兴味不减与小阿瑟 ? 施莱辛格津津有味的闲谈。在这样无休无止的流畅的言语之流中，伯林似乎诚恳地相信自己几乎无论跟谁都能够以一种私人的态度进行交往。

他对待性和自身失败的态度也十分直率；对朋友则更不止是襟怀坦白。他喜欢把自己的成功—教授地位、骑士头衔、荣誉勋章—都归因于人们对他的能力的整体性高估。而且，他还总是说：“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自我贬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其实也是对批评来个先下手为强。每当人们追问他的思想纲领时，伯林至多会说：“在学术上，我就像是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给我一个指定的目的地，我就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有许多文章的确都是机会和环境的需要，但他只接受那些符合自己既定路线的任务。毋庸置疑，他还是有自己的路线的，当他走完了这条路线之后，就形成了一套独特而连贯的著作体系。如果用他那个著名的区分方法来划分的话，他的作品覆盖面之广可能使他显得像是一只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实际上，他却是一我们在皮卡迪利马戏团那儿分手，他前往位于蓓尔美尔林荫道上的雅典娜神庙俱乐部，去和一位想听他讲讲与安娜 ? 阿赫玛托娃共度的那一夜的俄国学者一起喝茶。在贩卖色情杂志、塑料仿制伦敦警察头盔和成堆的《标准晚报》的报摊前，我拥抱了他；伯林后退一步，嘲讽地朝我鞠个躬，然后轻快地转身离开，他在两辆出租车之间闪避前行，将雨伞指向川流不息的车辆，让它们停下来，一边无声地对自己吹着口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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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不论看见什么，都觉得它充满含义。我觉得很难把这些含义传给别人，很难形容它们或把它转换成语言。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外界事物包含的意义十分重要，是对我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提示或警告。对我来说这个含义并不是外界事物，而是发生在我内心深处的现象；对世界来说，它表明这些并作偶发事件，而是普遍现象。讲述这些东西没有别的为法，只能通过一些迹象，你们一定能理解我的这个困难。

你说你喜欢书，因为舒适明确的、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冒任何风险就能享受到的，而生活呢，确实捉摸不定的，时断时续的，相互矛盾的。

读书是个孤独的行为，她把书当做牡蛎的贝壳，钻在书里就像牡蛎躲在贝壳里一样安全。

也许男读者与女读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两块张开的贝壳之间的关系？它们只有通过对各自独立的生活经历进行局部的比较才能相互沟通？

你不要期待这本书里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你是个原则上不对任何事情抱任何希望的人。可有些人，比你年轻的，也有比你年长的，希望猎奇，从书本中，从其他人那里，从旅游中，从各种各样的事件中，从未来的一切之中猎奇。你则不然，你知道，如果可以抱什么希望的话，那就似乎希望避免灾难降临。这是你从你的个人经历、国家大事乃至世界大事中得出的结论。那么，你怎么看待书籍呢？喏，你未把书籍划入上述三个范畴，你认为在书籍这个特定范围内应该容忍你年轻时对一切都满怀希望的精神，你的愿望在这里可能会实现，也可能会破灭，但所冒的风险仅仅是失望，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当我说要重返过去时，意思是说：我要消除某些事件带来的后果，恢复我原来的处境。但是我生活中的每个时刻都是由一些新的事件组成的，而每个新的事件又必然带来新的后果，因此我愈是想回复到最初的“零”位置，反而离开这个位置愈远。虽然我现在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消除以前行为的后果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好像成功在望，但是，我必须考虑到，我为了消除以前的后果所采取的一举一动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后果，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又不得不再设法消除新的后果。因此我必须精确计算，使我的每个举动都能做到效果最佳，后果最小。

现在一切地方都可以瞬间与其它地方取得联系，孤独的感觉只能在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的途中才能被体会到。就是说当人们不在任何地方时才会感觉到。

我一生中从未和人打过赌：半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能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那种事无巨细都要进行非此即彼的打赌上呢？

仅看看这两双沉重的水汪汪的眼睛就足以使我明白，他们之间发生的悲剧远未结束：他每天晚上都要上这家酒吧来看她，为了刺激自己心里那块旧的伤痕，今天也许是为了来看看晚上谁陪她回家；而她每天晚上到这里来是故意让他难受，希望他对于痛苦也像对于其它事情一样渐渐习惯起来，希望他能冷淡地对待痛苦，就像她这几年来对待自己的生活...

你以为每一篇小说都必须有个开头又有个结尾吗？古时候小说结尾只有两种：男女主人公经受磨难，要么结为夫妻，要么双双死去。一切小说最终的涵义都包括这两个方面：生命在继续，死亡不可避免。

你真想把这本书扔到房子外面去，扔到院子外面去，扔到街道外面去，扔到城市外面去，扔到县、市辖区之外去，扔到省、区之外去，扔到国家领土之外，扔到欧洲共同市场之外去，扔出西方文明，扔出欧洲大陆，扔出大气层，扔出生物圈，扔出同温层，扔出重力场，扔出太阳系，扔出银河系，扔出天河，扔到银河系能够扩张到的边沿之外去，扔到时空不分的地方去，它会被那里的“不存在”所接受，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让它消逝在绝对否定、不能再加以否定的否定之中。

编辑推荐

以赛亚·伯林有着多重身份和传奇的经历：生于俄国，犹太血统，英国学者。作为20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与各界的许多名人都有交往。这本根据大量资料和伯林自己口述写成《伯林传》，记述了他如何在复杂动荡的历史环境中走出自己的生活道路，并对自由和多元主义等重要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传记作者（亦为著名学者）叶礼庭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度，欣赏伯林的思想，但对其弱点也不加回避。正是伯林身上这种人性的真实让这本书和这个人散发出永久的魅力。

书摘插图

一阿尔巴尼

阿尔巴尼位于皮卡迪利大道旁一间小小的马车房背后，哈切兹书店和福特南与玛森百货公司的对面。它建于 18 世纪晚期，是那些在乡间有自己的地产又想在城市里有一个落脚点的有钱人的住处。在通向花园的狭长大厅里有一座拜伦的胸像，1816 年他曾经在这里住过。墙上还挂有饰板纪念墨尔本勋爵、埃尔顿大法官和帕默斯顿子爵等维多利亚时期的知名人士。英国所有清一色由男性成员组成的机构—公立学校、牛津和剑桥各学院、伦敦的俱乐部以及律师学院—都有一种家族相似性，阿尔巴尼也属于这个家族：高高的走廊简朴肃穆，带着冷冰冰的味道；脚下是闪烁的嵌花瓷砖；墙上高挂着磨光的墙板，开列着上至 1799 年的历任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的名单。

沿着在花园中蜿蜒而过、为枝叶所掩蔽的木板小径走到尽头，就来到了伯林的房间。透过窗框，在层层窗帘之间，可以看见绅士们在客厅中喝茶。伯林终其一生都是在类似这样的地方度过的—在带有英国机构特权痕迹的高墙拱卫的花园中，以及有着高高落地窗的房间里。

给我开门的是伯林本人。他没有拒绝我用俄国人的方式吻他：两边脸颊各一下，然后再来一下。这算是对我们共同的俄国血统的声明，我每次来的时候和走的时候都会很郑重地这么做。他永远穿着那件朴素的深色外套，里头是扣上纽扣的背心，再配上一条翻边的裤子。衣服样式保守，料子却是上好的精纺毛料。他的黑色系带皮鞋擦得很仔细，由于年深日久而有了细微的裂纹。他一般总扎着一条带黑便士邮票图案的领带。他的背心口袋上挂着一根链子，链上吊着一副长柄眼镜般的玳瑁放大镜，用来加在眼镜外面阅读小字体的文章。

他把我领进了一间舒适的屋子，从这里能看见外面的小径，墙上挂着一套精致的 18 世纪法国铜版画。壁炉架上摆着一排凸印着姓名的精美请柬。他慢慢地在壁炉旁边一张破旧的白色安乐椅里坐下。电话在他的肘边不时响起。每当电话响时，他都会重复一遍同样的动作。先是咕哝着：“好的，好的，请稍等。”然后把电话夹在脖子和肩膀之间，从背心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把眼镜推到眉毛上面，把夹鼻眼镜架在鼻梁上，翻着记事本，稍加考虑，然后说：“星期三下午三点。”在记事本上潦草地划几笔，重新把本子放进口袋，放下电话，这才眨眨眼对我说：“我们说到哪儿了？”他的社交网远至耶路撒冷和华盛顿，既有同龄人，也不乏忘年交，包括学术、出版、政治和艺术等各界人士。现在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与他的社交圈中的阴谋、戏剧、争吵与和解保持同步。

他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溜盛有盐腌杏仁和一种芬兰式脆面包的罐头，他在出席晚宴的时候就把它们装在衣服口袋里兴高采烈地带去。在离他的椅子近的书柜上堆着一大堆巧克力。他嗜吃零食，坐着的时候身子前倾，右手在那堆罐头里翻来找去，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把坚果和巧克力往嘴里扔。他的左臂则弯曲着，挨近身体。

在罐头的旁边总有一本刚出版的书，一般是某个以前的学生的作品，（他叹着气说：“我现在什么也不读了。”）还有他自己的一大堆手稿，经过他的编辑亨利 ? 哈代的修订，正等着他做出反应。（“我连自己写的东西都读不下去，更别提其他人的了。”）不过，每天早上他都会如饥似渴地细读《泰晤士报》。讣告栏里，一张张面孔仿佛还在注视着人们—某位上议院司法议员的夫人，物理学教授，还有一次是他爱过的一个女人 [1]。他的目光在她脸上流连：“她虚伪至极。虚伪至极。可是又可爱至极。”然后摇头道：“到我这样的年龄，所做的一切好像就是参加葬礼。”我用揶揄的口气告诉他，在巴黎，人们说：“ Mais Berlin est mort, n’est-ce pas?”（法语：“可是伯林不是已经死了吗？”）他微笑着回答：“可能是吧。”

在 30 年代的照片里，漫步于马格达伦花园或是站在全灵学院方庭中，为一道斜斜的光线所照亮的伯林，身材微胖，肩膀不宽，穿着三件套，一头黑色的鬈发，黑眼睛，戴着厚厚的眼镜，右手托着左肘。他总是不正面面对镜头，或是摆出假装严肃的姿势。和他相识早的老朋友们说他几乎没有变。斯蒂芬 ? 斯彭德对我说：“一头小象，始终是同一头小象。” [2]在 1910 年里加一位上流社会摄影师为他拍下的早的照片里，年仅一岁的他已经有了一双惹人注目的眼睛—又大又黑，顽皮而聪明，总有一种愉快的表情。身为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中受宠的独子，他始终保持着这种与生俱来的信心。八十七年后注视着世界的仍然是同样的目光。

他说话快得出奇，不熟悉他的人根本听不懂。约瑟夫 ? 布罗茨基曾说过，伯林讲的英语跟他的俄语差不多，只是还要快，“简直像在追赶光速”。 [1] 他说起话来就像一只炉子上的俄国茶炊，咕噜咕噜，喋喋不休。弗吉尼亚 ? 伍尔夫 1933 年 12月在新学院的一次宴会上初次见到伯林，她说他外表像个黑黝黝的葡萄牙籍犹太人，说起话来则有着年轻的梅纳德 ? 凯恩斯的活泼与自信。 [2] 伯林个性中的所有层面都显现于他的声音之中，这在他发音习惯的变化中得到表现。在他早的那些演说中，他的声音是对牛津上层阶级语言的俄式模仿，全是闭唇音和清脆快速的元音，他不自觉地受到了 30 年代的完美典型，他终身的朋友和对手莫里斯 ? 鲍拉的影响。他的老朋友们，像乔治 ? 韦登费尔德，则还从伯林抑扬顿挫的急促语流和匆忙的节奏中听出一些大卫 ? 塞西尔的风格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英国前后两代广播收听者们认为是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的，实际上却是一个里加犹太人对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无意模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模仿的这种声音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现在，在他生命的后二十年，他的俄国旧习重新抬头。老式斯拉夫人和犹太人的响亮声音又在他口头出现，语速缓慢下来，从急促含糊一变而为轻声低语。

他说起话来简直会让打字员和速记员们无计可施：似乎完全没法把捉，没有停顿或句点，也没有段落。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低语中自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确。其实始终有句子，也有段落。即使从句带出的插入语表面上似乎没完没了，但在思想陈述的终完成之处，它们实际上就结束了。其间虽有限定语错综盘绕，每个句子的主干却总是清晰的。这种秩序带有音乐性，与其说它是逻辑的，倒不如说是直觉的和联想的更为合适。他这种跳跃飞奔的说话风格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他一边陈述自己的主张，一边预想着各种反对意见和限定条件，于是就把命题和条件综合到一起，在同一个句子里同时进行表述。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用口述的方式写成，所以他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和他的说话方式是一致的：都是华赡精细，有前人遗风，同时又不失深刻清晰。从他在学校的作文来看，他从十一岁起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风格。

不善辞令的学者们在越过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天堑时，总不免一番挣扎；对伯林而言，语言和思想则是相携而行，无有窒碍。他对自己的这种轻松自如感到怀疑，总觉得拙于言辞的知识分子可能更为深刻，更值得信任。不过他的挥洒自如乃是他的一个秘密。对伯林来说，词语总是招之即来，在他脑海里以与说话同样快的速度组成句子和段落。自有浪漫派以来，思考就一直和孤独、苦闷以及内心分隔联系在一起。对于他，思考则意味着智慧、讽刺和愉悦。要像伯林这样热爱思考，就必须是既敏捷又合群的人物。他憎恶独自思考，并视之为畸形行为。在他看来，思考与交谈、对话中闪现的灵感火花以及调侃、躲闪和游戏都是密不可分的。伯林的长于言谈是很出名的，因为他不仅机警敏锐，而且更能让人觉察到思想是通向未知的一个突破口。与他交谈过的人们记住的并非是他说过的话—他不是智者，也没有说过什么警句—而是被他带入他的思想客厅的经历。因此他的谈话从来就不是表演，他并不借此哗众取宠，而是通过谈话来过群体生活。伯林总是说自己“丑得让人无法忍受”。当然，他的脸虽有一种高贵感，但确实称不上英俊。不过岁月使得他瘦削下来，渐疏的头发日益灰白，双眉、富于表情的鼻子以及有力的脸颊和下颏线条越发突出。如果他不缩着嘴唇，皱着眉，或是做出不赞成的嘲弄神情，他的脸部轮廓就是精细而饱满的。伯林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他一直就该是这样，好像他整个一生都是在朝着这种希伯来式的智慧外表变化。但这样的结果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无论他的观念还是气质在老犹太人中都是不希伯来式的。

到目前为止，他的衰老还不怎么严重，但正在变得日渐迅速起来。他现在肩膀弯垂下来，背也驼了。他的听力也不如以前了：他发现，在全灵学院进行公开选举用的那张铺着粗呢的长桌旁边，要听懂人们七嘴八舌的谈话变得困难起来；大型宴会变得像是考验，但音乐会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他和妻子艾琳带来欢乐。每场演出都在他脑海里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详细地记忆存档，直至 30 年代的萨尔茨堡，皇后大厅，废弃已久的礼堂和早已故世的表演者—肯普夫，施纳贝尔，所罗门，利帕蒂。以头脑的敏锐著名，就意味着朋友们都提防着他（他自己也提防着自己）出现任何迟钝的迹象。他觉得自己的头脑每天都在不断地衰退。他会说：“我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仅仅为了赶走自己的恐惧，他会重新开始努力回忆 1932 年 8 月萨尔茨堡一场节日演出中一位指挥的名字。（“等一下，等一下，想起来了。”）他的记忆力极为奇特，细密得简直不像是属于人类的，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来不费吹灰之力，以至于他给人的印象是什么都保存了下来，什么都没有丢失。伯林总说他觉得自己一点儿也算不上是个有趣的人。这无疑是个狡猾的谎言，因为他好的故事中许多都是关于自己的。不过，事实上他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热衷于自己想法的人，毋宁说是一个自足的人。虽然他只是以一种好奇的而非格外热切的方式倾听别人的话，虽然这种倾听更像是他自己的话语之间的停顿，但他确实是在听，而且似乎确实听见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那些主张行动主义的朋友们常常批评他对内在体验比对献身公共事业更感兴趣。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人类自欺行为的多样性比对 realpolitik（德语：现实政治，强权政治的委婉语）更好奇。

伯林明显的自恋形式是他的疑病症。他喜欢生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病。他对医生、养生和疗养院十分喜爱，只要受一点点刺激就会上床休息。学生们还记得他在床上给他们上课，被子上到处是书、纸、茶杯和饼干。在他妻子的房间隔壁那张他现在睡的小单人床的床头柜上，放着一排药瓶、药膏、盒子和玻璃水杯。他会对你说他自己情况很不好，但实际上身体的疾病让他获得了几乎是完全的特权。不管是在这方面还是在差不多其他任何一个方面，他的运气都让人羡慕得发疯。就好运是改变人的生活的一个真正范畴而言，伯林可说是世界上幸运的人之一。

写回忆录的想法使他十分慌乱。“决不。”他一边说，一边像喜剧结尾时那样耸耸肩。而且，他害怕自己的坦率，不愿将自己的一切原原本本形诸文字。可是他的朋友们说，如果不是由他来写自己的生活的话，那么又有谁能够在他的部分谈话消失之前将之记录下来呢？这便是这本书于 1987 年 9 月开始写作的缘起。我并非他以前的学生或养子：他似乎生来就没有父性本能。我一开始只是去那儿和他见面。我一小时一小时地记录下他的谈话，如同一个提着桶去泉边汲水的仆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几年以后，伯林同意我写一本他的传记，并决定在自己身后出版，他一个字也不看。他的说法是：“ Après moi ledéluge.” [1]我在下午来阿尔巴尼的习惯持续了整整十年。

在他不断的低语声中，放在矮咖啡桌上的打字机也加快了杏仁在罐头里的碰撞声，并且记录下了壁炉上法国大钟的整点鸣声。我提一个问题会让他漫无边际地讲上一个小时，讲述着、重复着那些老故事，穿越数十年的时间，提起些显赫的人物，也在无名之人身上逗留，高兴地向自己证明并没有忘记他们。我雄心勃勃地想要将他所有的经历—确切地说也就是每一封以前的信、每一张公共汽车票、每一个还记得的笑话和每一句评论—都干[1]脆利落地囊括在一个故事中；一旦经过精心的加工和润色，道出其中的关键，这个故事就可以从他头脑中迷宫般的档案库里清理出来，从此免于光阴的毁坏。这需要表现出艺术鉴赏家与遗忘做斗争的巨大才智。

同样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似乎这样的重复就证明了他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穿透了它那些阴暗的角落，也驱散了它的阵阵沉默。而他之所以从未写过自传的原因也变得明了起来：因为他的这些故事已经获得了成功，它们既保存了他的过去，又使他可以免于反省。

他对自己的过去就像对自己的疾病一样，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俄国式的坦率态度。只要我懂得如何发问，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我。他允许我阅读他的信件，这些信都和他的谈话一样自然而然。他既不惜笔墨，也不吝时间。在给俄勒冈一个无名研究生的信中，他可以详细解说自己对两种自由观念的区分，其兴味不减与小阿瑟 ? 施莱辛格津津有味的闲谈。在这样无休无止的流畅的言语之流中，伯林似乎诚恳地相信自己几乎无论跟谁都能够以一种私人的态度进行交往。

他对待性和自身失败的态度也十分直率；对朋友则更不止是襟怀坦白。他喜欢把自己的成功—教授地位、骑士头衔、荣誉勋章—都归因于人们对他的能力的整体性高估。而且，他还总是说：“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自我贬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其实也是对批评来个先下手为强。每当人们追问他的思想纲领时，伯林至多会说：“在学术上，我就像是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给我一个指定的目的地，我就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有许多文章的确都是机会和环境的需要，但他只接受那些符合自己既定路线的任务。毋庸置疑，他还是有自己的路线的，当他走完了这条路线之后，就形成了一套独特而连贯的著作体系。如果用他那个著名的区分方法来划分的话，他的作品覆盖面之广可能使他显得像是一只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实际上，他却是一我们在皮卡迪利马戏团那儿分手，他前往位于蓓尔美尔林荫道上的雅典娜神庙俱乐部，去和一位想听他讲讲与安娜 ? 阿赫玛托娃共度的那一夜的俄国学者一起喝茶。在贩卖色情杂志、塑料仿制伦敦警察头盔和成堆的《标准晚报》的报摊前，我拥抱了他；伯林后退一步，嘲讽地朝我鞠个躬，然后轻快地转身离开，他在两辆出租车之间闪避前行，将雨伞指向川流不息的车辆，让它们停下来，一边无声地对自己吹着口哨。

媒体评论

叶礼庭奉献了一部思想家传记的典范之作。他在明晰解释伯林工作的同时，绘出一幅生动传神、活灵活现的重要人物肖像。——《纽约时报》

叶礼庭写出了一本有趣而迷人的传记，其主人公活出了有趣而迷人的一生。——《洛杉矶时报周日书评》

为一位堪称他那个世纪首屈一指的自由主义哲人造像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叶礼庭的描写不负使命。文笔流畅清晰，传记资料的权衡细致审慎。他与伯林合作十年之久，*终作品既没有吹捧美化的痕迹，也没有批判观点带来的扭曲变形。——《波士顿环球报》

前言

中译本序

胡传胜

在 20 世纪的思想家中，以赛亚 ? 伯林可以说是既无做大师的抱负，也自认没有下过大师的苦功，却在有生之年成为当之无愧大师的人。对那些寻求以思想改变世界的思想家来说，伯林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卡尔 ? 马克思》使他一举成名；50 年代关于自由的几次讲演更使他名声大振；1979 年，在他七十寿辰的时候，部纪念文集《自由的观念》编辑出版，内收哈特、泰勒、威廉斯等人的文章；1991 年，第二部纪念文集《以赛亚 ? 伯林：生日庆典》编辑出版，内收罗蒂、泰勒等人的文章；70 年代以后，他几乎就是在不断的获奖与致辞中度过的。他的许多名篇竟是答谢词，如作为他一生思想总结的《理想的追求》。他一生共获英美二十三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还获得文学、道德、人权等方面的国际奖项。

在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实践哲学中，伯林的印记是明显的。在强调自由高于平等、个性高于群体的冷战式自由主义转向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一种时代精神；他是当代多元主义，特别是从价值多元主义到文化多元主义的有力倡导者，而这种多元主义已经成为晚近实践哲学的纲领。特别是在英美，伯林的思想态度与思想方向已经深深融入潮流。格雷承认，他的思想受惠于伯林之处是不能尽言的；罗尔斯则承认，《正义论》的基本假定，即良序社会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方面形成共识的社会，之所以是不现实的，就是因为没有认真考虑伯林的学说。

然而伯林本人出奇地低调，他说自己一直被过誉。越到晚年，他越有虚度年华的感觉。就像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一样，他一直为没有自己的鸿篇巨制而深有失败感—他一生篇幅长的著作是他在三十岁时写下的《卡尔 ? 马克思》，其余的都是文集。这些文集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谓的论文那样“做出来的”的，而是面对广大公众被激发出来的。在学术分工细致的今天，那些写作书斋式哲学论文的学者们羡慕伯林的才华，羡慕他信手拈来的妙语和灵光一闪的思想火花，伯林却无疑羡慕他们的材料功夫和严密论证。

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别人眼里，伯林都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如果独创性意味着黑格尔和弗洛伊德式的发现世界，或意味着找到一个人类生活的至上原则，然后在所有的领域发挥这种原则的话；如果独创性意味着像维特根斯坦和胡塞尔那样，独出机杼发现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与哲学语言的话，那么，伯林的确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是一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如果我们处在他那种思考环境中，体会他的思考方向，我们也就会原谅甚至欣赏他对独创性的拒绝。独创性在纯粹理性中也许是一种美德，在实践理性中却可能是一种邪恶。伯林一生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于审视为什么独创性的、书斋式的哲学或社会思想，用于改造人类现实时，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用大观念的社会历史后果来检视大观念，暴露出大观念的残酷本性，揭示人的一种现代境遇，在这方面，伯林是无与伦比的。伯林不是在人类观念的疆域中向外开拓的思想家，而是对观念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发展的是一种关于观念的观念。

鉴于深刻的、试图彻底解决人类根本问题的那些观念对人的生活是毁灭性的，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观念施以猛烈的压制也许是个好办法。但伯林说，这是糟糕的方法。人的存在是观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压制所有的观念。所有对观念的压制，必然是用某一种观念压制其他观念，从而让这种观念或者基于这种观念的某一生活方式居于统治地位。在伯林看来，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危险、更有辱人类自由本性的了，因为这意味着关闭人类所有的选择，只留下一条出路。

观念的冲突是价值的冲突，是人的本性的冲突。我们，或者说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天生就追求不一致的目标，有着不可通约的关于人生与社会的理想，这就是大观念的起源。对观念的压制，对以观念为媒介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压制，也就是对人性的压制。

通过对观念的检视，通过将观念史与人类史对照，伯林给了我们不同于启蒙主义，也不同于 19 世纪主流思想家的关于人性与社会的想象。他是反启蒙的。在价值、善或生活方式上，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没有人比他更远离普遍性。没有确定的人性，人类没有确定的未来，历史并不是一种走向至善的进程；不存在全部的善都结合在一起的状态，当我们强调自由的时候，就有可能损害平等，反之亦然。用他自己的格言来说，“无所损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类注定要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可以说是典型的 20世纪思想（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19 世纪的大观念或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相对照）。伯林是把这种思想说得深刻也雄辩的人。

在多元论的框架中，自由或解放受到了新的审视。从启蒙运动到 19 世纪的社会运动，自由或彻底的解放都意味着达到一种真善美统一的境界。如果用 19 世纪保守主义者喜欢用的船、船员和目的地的比喻来说，启蒙主义的自由观是目的地的自由观。但是，如果所有问题得到解决、所有愿望得到满足、所有善和谐相处的状态无法实现的话，那么，自由该如何理解呢？如果你的理想状态与我的理想状态根本就不相容，你的天堂只是我的地狱，解放又应当如何理解呢？伯林说，这意味着解放的着眼点应从目的地转到船与船员身上。人类不会在全福状态中获救，而只能在审慎与平衡中获救；解放意味着在有限的、充满冲突与危机的世界中，通过节制与平衡而保持一种体面、人道的生活。

与 18 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书斋学者不同，伯林是一个在公众中思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产生于对话，一般意义上的对话。在这方面，伯林与康德形成对比。当接受名牌大学或公众的讲演邀请以后，他就花上一段时间阅读，然后即兴发挥。他的那些深刻的思想并非产生于书桌前，而是产生于会场中。他是灵感型的思想家。当有人说他是沙龙学者时，这个刺伤他自尊心的判断还是部分符合实际的。

这是一本根据伯林自己的回忆，以及与伯林长达十年的交谈写成的伯林生活传记。在晚年，与不同的仰慕者共同追忆自己的一生，几乎成了伯林的生活。他也从中体会到某些乐趣。这里呈现出的是个活生生的伯林。纪实性是本书的特点。它既不是门徒对大师言行的追忆，也不是从文献中重建出来的伯林，而是伯林所回忆的伯林。我们看到的是一生没有克服自卑感的伯林，一个极有女人缘却因自卑而逃避并对她们造成伤害的伯林，一个通过与朋友的妻子私通才恢复自己在性方面自信的伯林，一个喜欢交响乐到了“实在没办法”的地步的伯林。有的地方显得像喜剧，有的地方却像传奇。他的苏联之行，他与阿赫玛托娃的彻夜长谈，她对他的期待，他的造访给她的生活乃至她的家庭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因他从她的生活中消失而产生的怨恨—这个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向的人生插曲，被描述得极富悲剧性和传奇色彩。

伯林是个公众人物。他与 20 世纪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有交往。在这方面，他的生活传记具有不同的含义。有的人的生活属于思想传记，有的人的思想却属于生活传记。伯林是后一种人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弗洛伊德的拜访，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不成功沟通以及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不算高的评价，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他极其准确的描述（“上帝让伯林只成为这个世界的旁观者”），看到他与凯恩斯夫妇的友谊，他与艾略特的争论，他与牛津哲学同仁艾耶尔的暗中较劲，他对施特劳斯的恶感，他对阿伦特的攻击，他与弗吉尼亚 ? 伍尔夫带有情怨的误会与冷淡，等等。因此，这本书已不单纯是伯林的个人传记，而是以伯林的生活串连起来的 20 世纪思想大师的群像。这位生于 1909 年、卒于 1997 年的伟人，是 20 世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英国的情报部门任职，深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信任（虽然他与后者从未谋面）；在他享有盛名的晚年，他是女王与唐宁街 10 号的常客；他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以及不列颠学会主席之职，使他更有机会接触知识界的人物；此外，与爱因斯坦一样，他还是 20世纪热切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者。这些极其广泛的阅历，加之他非凡的社交本领，特别发达的倾听与观察能力，使得这部按时间顺序描述生平的传记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