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东欧第5辑）魔鬼作坊(雅辛·托波尔 长篇小说 捷克 东欧文学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奖 欧洲文学奖)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小说缘起托波尔受邀到泰雷津采访报道犹太隔离区和监狱等历史遗址。作者以此为背景，完全了这部书写纳粹罪行和受难者悲剧命运的惊世骇俗之作。通过*人称手法，以主人公“我”的视角讲述泰雷津和哈腾村遗址保护者和囚铺探寻者的故事。“我”身份特殊，父亲是捷克军官，母亲是幸存者。小说前半段叙述地点在泰雷津，我和雷波为了保护泰雷津历史遗址，向世界各地发出求救信号，并吸引了一批探寻祖辈历史的年轻人到来。作为幸存者，雷波成为这些人的精神领袖。后半段，我和雷波被拐骗到哈腾村，一群*的纳粹集中营幸存者想要利用雷波的影响力和财力在哈腾村建立起一个新的历史博物馆。他们与雷波的目的一致，想要让全世界了解和铭记历史上的罪恶行径，但是手段却残忍变态。两个历史遗址的相互映照，两批不同人物的相互对立，致使故事*后走向了失控与毁灭。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苦难记忆与历史言说的深渊（中译本前言） / 李晖

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作者致谢辞

英译本后记

雅辛·托波尔

    捷克著名作家，一九六二年出生于布拉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一九九四年出版的部小说《姐妹》引起巨大反响，从此被视为九十年代东欧文学转型期“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小说代表作包括《姐妹》《用沥青漱口》和《魔鬼作坊》等，均已被翻译成英文。《魔鬼作坊》于二〇〇九年首次出版，次年便获得捷克共和国文学奖“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奖”，并进入荷兰的“欧洲文学奖”短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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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九十年代东欧文学转型期“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作家

捷克*文学奖“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奖”获奖作品

书摘插图

我们经过帐篷，直接走向房子那边。帐篷搭帘已经放下来了。我不知道马露夏卡和罗尔夫在哪里。拖拉机存在过的迹象，是它在雪地里留下的沟辙。

我想让阿历克斯解开我的绳索，让我蹲在某个地方，然后再安安静静地吹会儿牛皮。我会把“蜘蛛”交给他。可是我想出去，现在就出去。

但是我一言不发。这房子是一间小木屋，墙面上有几道窄缝留作窗户。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些外墙是树干做的，但它们后面有一英寸厚的装甲板，而且房屋地基是混凝土浇筑的。没错！

阿历克斯掏出一把钥匙，自豪地说：博物馆就在这个掩体里面。骗住你了，是不是？

真是个蠢货。这不是地堡，这是个射击棚。泰雷津到处都有这种堡垒工事——我们四五岁的时候就爬遍了这些地方。它们肯定是当年德国人留下来的。

地堡外面是木头，里面有单独的构建框架，两层墙壁，而且都要经过加固。我很清楚它的结构。那些隧道，还有假的出入口、哨兵岗位，所有的东西。

尽管我目前处境悲惨，我还是想进去。外面的森林开始让我想打喷嚏。

阿历克斯松开绳索，骂骂咧咧地开了门。我们在门前结冰的地面上跺了跺脚，我把脑袋和胳膊甩动了一圈，挂在脖上的那根绳子从胸前甩到背后。我把这视为吉兆。

昏暗的电灯亮光。这里还有些蜡烛。阿历克斯点燃了一根蜡烛。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曾经在地堡里用过蜡烛。不过它们烟熏得很大。如果你不习惯，这东西会让你头晕。

一旦我们有点钱了，首先要买个像样的发电机，阿历克斯咕哝道。

通向地下室的水泥台阶，过道，他们所谓的参谋室。我敢打赌他不知道这个。墙上有整捆的钢丝、一把把锯子、剁肉斧、刀具，还有其他垃圾、一个长条桌、难闻的化学气味、一堆破布、地上洒的黑色东西、带盖小罐。我们以前使用蜡烛下到地堡里，可那些地堡都是空的。如果里面有化学物质，就不能再用蜡烛了。这地方简直一团糟。我敢打赌他那些专家都是俄国人。发电机，是没错。他需要马上花钱买的，其实应该是像样的通风设备。我留心记了下来，好让他以后知道。

他在这里也点了几根蜡烛。又设法打开两只灯泡的开关。低矮的天花顶上布满了缆线。

他甚至连个头顶灯都没有。他身上到处披挂着电线。手里还拎着一个发电机或别的什么东西。

一位系着围巾、穿长裙的年迈女士坐在门边。她并不是活人，可是她的眼睛却好像随时可能睁开。她的脸抽搐了几下，嘴唇动了动。

当时我跟妈妈还有小妹妹躲在地窖里，他们在地上那一层来回走动，脚步声非常沉重。我的小妹妹拼命想要尖叫，所以我就把一块面包塞进她嘴里，好让她保持安静。我一直用手捂住她的嘴，到后来她就窒息了。

她不再说话，只是开始呻吟号哭，一遍又一遍。阿历克斯切断电源，把她关掉了。

这里散发着化学物质、人类身体和死亡的臭味。阿历克斯调换了一下线路，声音就变成了一位年迈男子在说话。他说他们如何在犹太区杀害了十万人，然后将其他人带到这片树林边。

食魂魔来了，他们驱赶着人们进入它里面，然后发动引擎。机器里的毒气和废气杀死了所有人。于尔根今天病了，有人说。我们需要一个司机。一个戴帽子的军官招了招手，他选中了我。

你可以拿屁股打赌，他是想要进咱们博物馆的！阿历克斯自豪地说道，他的邻居们如果发现当初就是他在食魂魔里面一脚踩下毒气开关，肯定会揍死他的。可是他想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他跟我们签署了一份协议，现在他就要在这里讲述这件事。他安心地死掉了，因为他知道以后学校的孩子们都能一直听到他的故事。

塑料窗后面有位老太太。旁边放着一束蜡做的花，还有几根蜡烛。她当时七岁，他们把她爸爸钉在大门上，把其他所有人都烧死了。她能记得的就是那双雨鞋，阿历克斯说道。他打开她的声音开关。

你为什么非要穿橡胶靴子呢，小兄弟？你的两只脚要烧多久啊。穿着胶靴。

然后这位女士开始说起他们怎样往她身上点火，又怎样拿刺刀扎她。阿历克斯掸去她裙子上的一小团灰尘，又把塑料帘拉上了。我们身旁响起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他说当年自己如何担心那些人会从尸堆里发现他还活着，因为死人身上的雪不会融化，而他身上的雪却在融化。

阿历克斯轻轻弹了弹这个男人戴的帆布帽舌沿，指着他手里的烟斗。人种学研究所帮我们提供了这一时期的用品，他说道。

他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面有更多展品，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人。我想告诉他说我做不来这个，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怎么就不可以。

壁龛里都是些剥皮后填充的人形，这是以前哨兵站岗的位置。我站在过道上也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妈妈，把我们藏起来吧，我们哭喊道。可是我们母亲说，黑麦秆太低，草还没长起来，今年春天来得晚。我能把你们藏哪儿呢？你们赶紧自己想办法藏吧。

沙哑的声音，低声耳语诉说着一段段故事，中间混杂着抽泣和哀吟声。几口缸里散发着化学物质和血肉的臭味，我跌跌撞撞地从一口缸走到另一口缸跟前，时不时被地面上散落的工具绊住脚。究竟这种气味让我头脑眩晕，还是因为我对他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感到恶心？阿历克斯怎样想的？你们不能拿人来做这样的事情。

不过我随后就感到疑虑重重。对啊，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他想让全世界的眼光都转向这里，这样做能够达到效果。

这个房间里共有六件展品，六位年迈者的脑袋，脑袋下面是皱巴巴的脖颈，他们的嘴巴非常机械地打开合上，一直在说着相同的故事——士兵们闯进村庄开始杀人，烧房子，烧死百姓——一遍遍地重复着，就这样继续不断地讲下去。只要阿历克斯接通电源线，填充到这些脏腑里面的故事就会往外流泻。

媒体评论

 “一部怪诞、扭曲的小说。它见证了一座曾经被用作集中营的城镇如何被当地居民改造成旅游热点的过程……让人仿佛看到同样扭曲的现实变成了一则寓言……逐渐变得粘稠黑暗的幽默感，几乎能让你瞬间窒息。”

——《卫报》

“托波尔的黑色喜剧小说，将事实与虚构混合到一起……对陷入昔日恐惧魔咒的两个民族进行了艰辛探索。”

——《独立报》

“托波尔历时二十年完成了这部篇制精悍的作品。随着故事的发展，书中角色人物的挫折感越来越强烈：他们看到西方世界对东欧及其历史的无知，但是却只能借助于索然无味的商业化方式，将这段历史公诸于世。”

——《文艺简评杂志》

“无名无姓的*人称叙述者，充当了貌似无动于衷的导游角色。他带领我们来到泰雷津。这里曾经暴行肆虐、创伤重叠，而纳粹则时常利用集中营自身来伪造粉饰虚假的‘真实’形象。”

——《科罗拉多评论》

前言

苦难记忆与历史言说的深渊

（中译本前言）

李晖

平庸小说的宿命，是费力苦捱到故事结尾都难以避开套路陷阱；而优秀小说往往就像善于摆脱猎犬的野兔，刚开篇就能让敏感捕捉文字气息的读者紧张兴奋、心绪难平。捷克当代文学名家雅辛·托波尔出版于二○○九年的《魔鬼作坊》捷克语原书名意为“穿越严寒地带”，此处依英译本标题翻译而成。，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

“我奔向布拉格机场。奔跑着……泰雷津的红砖城墙远远地抛在我身后，我故乡的城墙。”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我”从泰雷津到布拉格的暗夜逃亡为楔子，逐步铺展开梦游般光怪陆离的历险与追忆。

历史的真实，虚构的真实

泰雷津这座捷克古镇的名字，曾经是跟达豪、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德朗西等名称联系在一起的恐怖地标。

它位于捷克北波希米亚地区的利托梅日采市郊，德语名泰雷津斯塔德，初是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在一七八○年下令建造的军事要塞，并以其母玛丽亚·泰雷莎女皇命名。整个城镇规划复杂，功能齐备，代表了十八世纪末同类城镇建筑的水平。它从一八八八年起不再充当防御要塞，但依然作为驻军基地而存在，主要居民组成也由日耳曼人变成了捷克人。奥匈帝国崩溃后，泰雷津归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三八年又随苏台德地区被德国吞并。一九四○年泰雷津沦为盖世太保的囚禁场所，一九四一年更设立了臭名昭著的犹太隔离区。来自欧洲各地的十五万犹太人陆续抵达这里，将近九万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关押，再分别乘坐列车驶向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等屠宰场。当时仅在犹太隔离区内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的人数就高达三万三千名。与之隔河相对的“小堡垒”监狱，则先后关押过三万多名囚犯，包括政治犯、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和犹太人，行刑处决以外的死亡数目接近三千。捷克文学巨匠克里玛从十岁起就和父母被拘禁在此，直到苏联红军前来解放这座城镇。

二战结束后，泰雷津重新成为驻军点，直到一九九六年完全结束军事用途。它至今完好保留着古代城防、犹太隔离区和城堡监狱等历史遗址，近年以来不仅是大屠杀历史研究和凭吊牺牲者的场所，还成了新的热门旅游景点。

乍看之下，《魔鬼作坊》很像一部伪造的当代新闻口述实录。它的故事时间应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这几年。故事发生地主要是泰雷津、某国首都明斯克和哈滕村。哈滕村就是“魔鬼作坊”所在地。它位于明斯克以东五十公里处。一九四三年，全村共计一百四十九名男女老幼被以乌克兰裔通敌者为主的纳粹分子以残酷手段集体屠杀。虽然它与泰雷津同样都是当年“魔鬼”施暴的现场，但在小说里却构成了伦理价值与政治抉择的两极。

整部小说的叙述过程，都由故事内叙述者“我”来完成。“我”是一位敏感内敛、寡言少语、略微有些玩世不恭的青年。“我”的母亲是泰雷津监狱的幸存者，由于遭受过多苦难而精神失常，在“我”幼年时自缢身亡。“我”的父亲是当年跟随苏联红军解放泰雷津的捷克青年，在与“我”争吵时不幸从城头失足坠落而殒命。而“我”因此身陷囹圄，后来获减刑出狱，又协助旧友雷波发起了泰雷津镇复兴运动并取得短暂成效。运动失败后，“我”被“魔鬼作坊”的积极参与者、潜伏到泰雷津刺探情报的阿历克斯和马露夏卡兄妹俩偷渡运送至某国，从此卷入了巨大的阴谋漩涡，并目睹了一系列人间惨剧。

作者通过人称手法而创造出的“在场感”，将众多真实资料与虚构内容拼贴镶嵌到了一起。例如，泰雷津和哈滕村的过往历史和遗址面貌皆为真实，而所谓“泰雷津复兴运动”和哈滕村地下的秘密博物馆则纯属虚构；外国青年到泰雷津成立工作坊并寻找屠杀遗迹是事实，但所谓的西欧“囚铺探寻者”因为无法摆脱集体创伤记忆而接受雷波的教诲领导，并且联合当地反对迁移的居民与捷克当局发生暴力冲突，又全都是虚构；关于某国国内局势和政治矛盾的描述为实，而游行示威背后的巨大阴谋与利益勾结则是虚构；哈滕村惨案的细节复述，全部都依据真实档案资料，而以受害者直系亲属身份进行复述的几位主要人物，以及他们匪夷所思的行为，则纯属虚构；明斯克骚乱过程中有人跳上吧台朗诵反对独裁总统的诗歌，也是实有其文，但骚乱起因和时间地点却查无对证。

这种真实与虚构的拼贴镶嵌手法，很容易让人一时难辨真伪。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诗比历史更具哲学性，且更为严肃：实际上，诗道出了更多的共相，而历史言说的只是殊相。”通过这种虚构与真实的并置，借助于光怪陆离的情节发展，作者或许想告诉我们：魔鬼之所以从瓶中获得释放，是因为它始终驻扎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心深处。魔鬼作坊能够被重新启用，是因为总有人想要以错误方式召唤起失真的集体记忆。

记忆与遗忘

按照古希腊作家赫西俄德在《神谱》里的说法，谟涅摩绪涅即记忆女神，是司管历史的克利娥和其他八位缪斯的母亲。历史女神与记忆女神的直系亲缘，意味着历史和众多人文学科一样，无法脱离记忆而存在。

我们常说历史不会忘记，是因为我们还相信：即便存在着有意识、集体性的删除清理，也无法抹尽回忆言说的零碎声音。

但记忆与遗忘原本两面一体、不可分割。

所谓“历史不会忘记”，只是将无法自行言说的历史视为人格化主体的方便隐喻。真实发生的历史言说，从来只是众多个体声音在特定社会传播机制提供的有限时空内的汇聚交叠。个体心灵与头脑受到自身容量的限制，或出于惯性思维，会无意识地淡化或排斥那些异质、难以兼容的回忆内容，再选择自认为更有意义的记忆内容进行留存；或者为了趋利避害而屏蔽危及自我身份认同与社群凝聚的记忆。这是人性的本能。

乔治·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里说过：“如果我们的眼光和知觉对人生中一切寻常事物都分外敏感，这就如同能够听到野草的生长和松鼠的心跳，而我们会由于寂静的另一存在的轰鸣巨响而丧命。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当中为伶俐机智的人会用愚钝来填充自己，从而行走于世间。”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许多曾经给无数个人和群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沉寂在集体无意识之下、深层意义尚未充分发掘、有待于形成系统叙事的历史事件，因为创痛之深，很容易导致人们的本能回避，然后在若干年后趋于遗忘。

《魔鬼作坊》里有一段情节，是阿历克斯痛斥世人仅仅听说波兰的卡廷森林惨案，却根本不在意哈滕村发生过更恶劣的罪行。他追随的精神领袖卡根，在明斯克地穴挖掘现场也向“囚铺探寻者”表达过类似想法：“现在我们将挖掘暴君们当年逼迫你们父母和祖父母跪伏的土地。你们和我一样清楚，这个政府不允许传播任何有关某国人互相残杀的只言片语。但是我们将打破沉默！忘记过去的恐怖，就意味着向新的邪恶低头。”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毫无理由，这种愤慨激昂并不纯粹是迫害妄想症：外部世界长期漠视历史真相，他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还承担着言说的使命，以免成为不应该的遗忘者。

其实，反观卡廷森林事件在不同时期的解释说法，又何尝不曾遭受过同样的遮蔽篡改呢？在每一种历史言说形式的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叙事主体和不同叙事目标。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后一章“记忆与遗忘”结尾处说：“民族传记从布罗代尔那无情层叠的墓葬群里提取出具有代表性的自杀、苦痛的殉道、刺杀、处决、战争与屠杀浩劫。不过，为了实现叙事的目标，这些酷烈的死亡必须作为‘我们自己的’死亡才能获得记忆/遗忘。”

小说里前纳粹军医路易斯擅长的印第安人缩头术和防腐技术，更是权力试图让自己一手塑造的历史言说模式保持不朽的寓言。

东与西

泰雷津与哈滕村在小说虚拟世界里构成的两极对立，集中体现在雷波和卡根这两位角色身上。雷波是“泰雷津复兴运动”的灵魂人物，卡根则是明斯克葬坑发掘和哈滕村地下博物馆的主持者。两人都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都是极具卡里斯玛气质的精神领袖，都有效激励了从外部世界奔赴而来的热血青年，使他们从原本被动寻求精神愈疗的忧郁迷茫者转变为宏大事业的支持者。两个人的行动目标，都是为了谋求地方振兴，并让全世界了解、铭记历史上的罪恶行径。

然而，他俩的终极价值取向却截然不同。雷波多年以来潜心搜集历史物证，通过复兴运动向外宣传募款、公开追述往事、组织各方人力物力资源的根本目标，是试图以劫难幸存者的身份组织本土资源，帮助受害者后人进行自我精神愈疗，以便所有人早日走出历史的阴影。相比之下，卡根率领一批忠实信徒发掘物证的根本动机，更多是出于“受虐-施虐”的心态来复制还原当年的恐怖场景，从而证明自己对历史真实性的把握，以此获得道德优越感，并且争取经济回馈。卡根等人难以摆脱的僵化认知模式，是“他们”与“我们”之间无法消融的对立冲突。这个“他们”不仅包括蒙昧昏聩的政府当局，还包括某国以外的“西方”，和“无视”某国民族苦难的整个外部世界。

在记忆的重轭下，在历史言说的使命感带来的深切焦虑中，卡根领导的激进行动者为了纠正“他们”对本土历史的误解扭曲，继而改变话语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知不觉固化了身份意识里的强烈偏执。他们为此而自觉疏离于举世认同的人性价值，终导致了基本伦理与善恶判断标准的崩塌。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随着作者逐步揭开一幕幕人间悲剧的面纱，随着一处处屠杀遗址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变得越来越含糊。作者似乎无意于提供现成的解释答案，而是要以虚构形式来陈列纷乱的历史信息和矛盾观点。作者的历史眼光逾越了屠杀与日常生活的时空限制，并消融了诸多事件与概念间的表象区别。

它将二战前后发生在东欧不同地域、规模和性质的屠杀事件贯穿于当代人的追述行动中，并从不同当事人的角度分别进行冷静描述。

它将历次屠杀带来的社会遗留问题，与信息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底层民生困境、青年成长与社会化、民众占领运动等现实主题交织在一起。

重要的是，它试图超越传统而简单的“东西方”概念区分模式。

在民族意识和威权意识浓厚的阿历克斯等人眼里，东西方之间只存在着二元冲突模式。作为东方民族典型的某国，自古忍受着各种欺凌、苦难与蒙昧，所以迫切需要通过高效组织形式来医治沉疴，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他们强烈谴责“西方”对“东方”的漠视，却又肆无忌惮地利用来自西欧各地的“囚铺探寻者”，不仅在生死关头无情地抛弃这些理想主义青年，过后还不忘揶揄挖苦他们。阿历克斯们设法把“我”和雷波诱拐到某国，企图用简单残忍的方式全盘攫取泰雷津复兴的资源。他们夸大东西方冲突，打着所谓历史正义与民族觉悟的旗号，践踏着所有当事者的生命尊严：作为“西方专家”的“我”，被人像牲口一样用绳索套住脖子牵拽；记者罗尔夫被迫亲手完成血腥的人体解剖工作，导致精神崩溃；即使是哈滕村大屠杀的几位幸存者，死后也作为“受害证人”而被制成木乃伊标本用于展览，其中就包括阿历克斯的母亲；地下博物馆的另一位专家，即曾经被迫效力于纳粹的路易斯，因为重病在身而无法继续替卡根卖命，结果被阿历克斯亲手解剖，并作为纳粹医学研究的历史证物而陈列。所有这些违逆人伦的做法，都是以“挽救历史真相”为名义。

然而，作者也提供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东西”世界观：来自瑞典的撒拉姑娘，是位从外部闯入泰雷津的“囚铺探寻者”。为了寻访祖辈的苦难行迹，她曾经从捷克走到外喀尔巴阡罗塞尼亚地区，再从加里西亚和乌克兰走到海参崴，得到的答案却无一例外：“这里就是西方。”

从表面上看，这很可能只是当地人出于民族自尊而对“东方”这个负面标签的本能排斥。但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东方”身份，或许正因为思想上已经内化了东西方传统划分标准背后的价值评判。无论如何，这种臆想的边界消失感，与卡根等人泾渭分明的“东西方”观念放在一起时，就产生出另一种悖论：对于撒拉来说，东西边界的消融，表明东欧历史上的苦难无异于整个欧洲的共同苦难。然而她身外的现实世界，无论是在矢口否认还是刻意强调东西界线，却无不折射出集体身份认同的两难困境。

追随信奉卡根、效命于“魔鬼作坊”的马露夏卡，在回顾幼年创伤时向“我”坦白：“屠杀。这是人类擅长的事。它还会再次发生。那我该怎么办？”这段表白与所有来自西欧的“囚铺探寻者”心境相同。正如阿历克斯所说：“这里所有的人都是囚铺探寻者。”遗憾的是，马露夏卡在精神观念上始终没走出哈滕村。卡根灌输的狭隘历史观，让她过度偏执于“我们的苦难”，终丧失了善恶判断的标准。她并不完全知晓，那些无异于当年纳粹的恐怖罪行，正在身边悄悄发生。她凭借着满腔的正义热情，充当了实质的帮凶，后不幸成为恶魔的殉葬品。

通过僵化概念区分而塑造对立群体，无视众多群体成员作为个体存在的意义，这就是魔鬼作坊继续涌现的土壤。

当然，作者不至于幼稚地以为：单纯消除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区分界限，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历史疑问。在小说临近结尾处，也就是后一次讨论东欧集体葬坑与历次屠杀真相问题时，来自荷兰的考古专家邬拉承认：由于缺乏充足物证，加上当地人的不合作、利益相关者伪造物证，可能永远无法判断某些遗址的性质。她无法回答：“是苏联人杀了苏联人，还是德国人杀害了苏联人和犹太人，还是德国人和苏联人杀害了其他的苏联人？……坟墓里埋的到底是谁？”她致力于寻找严密的物证材料，后却不得不再次回返到“东西方”区别这个古旧话题：“他们东方人不像我们那样爱留记录，哪里也接触不到真相。”她是在发掘工作严重受挫的沮丧心态下说的一番话，与卡根初的愤慨之言颇为相似：“欧洲各地的纪念遗址上都飘扬着旗帜。他们东方却只有乌鸦在大摇大摆地啄食尸体颅骨。可怕啊。”

这是作者在撒拉的理想主义和卡根的现实主义之外，再次通过邬拉的中立态度指出“东西方”界线不可否认的存在，以及它给人物角色带来的认知迷茫。

或许，只有承认“东-西”历史文化意识与现实的差异，从人类共情的角度来看待差异和不平等，才是直面问题、超越狭隘意识的前提。

在东欧文学评论家的眼里，托波尔堪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历变小说”的杰出代表。塞缪尔·托马斯在《1001本死前书》里则赞誉托波尔的小说《姐妹》是“现代捷克想象力的《独立宣言》”。

托波尔的叙述题材来源博杂，经常混杂着庄重与戏谑、神圣与亵渎、经验与幻觉。有人评价他的作品是博尔赫斯、乔伊斯和凯鲁亚克的混合体。他对语言形式的大胆尝试，尤其是句法、拼写、语法和对话的快速跳转切换，以及不同语域材料、文类和方言切口的运用，足以让传统读者瞠目结舌。这些尝试，充分反映八十年代成长的这批作家对传统写实主义的排斥。

作家通过语言文字和叙事形式的调整，具体表现时代的变动不居感。这无异于提供了一面镜子，映照出价值碎片化的世界。至于这个碎片化世界背后的真正意义，则需要每一位读者自行体悟。

就像托波尔笔下的人物所说的：“我把旧词和新词混合在一起。有些意思我郑重看待，所以把它们更深地隐藏在话语里。”

二○一八年七月十九日初稿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重写于佛罗伦萨

二○一八年八月十四日完稿于北京花家地

书籍介绍

本书是蓝色东欧第五辑作品，故事发生在泰雷津。这座城镇是著名的城堡旧址，也是昔日的纳粹监狱。一位年轻小伙儿自幼在这里幸福成长，直到某天出现的一场变故导致他被迫离开。多年以后他重返泰雷津，并且参加了当地保护旧城的运动。然而没过多久，当权者开始进行残酷镇压，混乱也接踵而来。叙述者在不知不觉中只身逃往他国,但那里新近发生的系列可怖事件，又把他进一步推向他希望逃离的诸种罪恶。

直白、精彩、不乏黑色幽默。《魔鬼作坊》绘制出一幅让人深感困扰的画像。它描摹了两个东欧国家在如何面对旧日魂灵时的困惑，并且发出疑问：我们应当在哪一时刻将往事彻底交还给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