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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自私、物欲横流的社会，怎么能说“贪婪已死”呢？

四十年前，“经济人”概念和个人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人被视为天生的趋利动物，每个个体都会为自我实现而争取自身利益。同时人们相信，“经济人”能获得理解世界所需的一切知识；合理运用这些知识，国家就能达到善治，人民就能获得幸福。贪婪，各种形式的贪婪—对知识、财富、繁荣的贪婪，被认为是人类奋发向上的源动力。

数十年后，一场金融风暴和一场大流行彻底改变了一切。傲慢的“经济人”概念破产了：人类掌握的知识并不足以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不平等日益加深、个人主义走向，社会陷入了严重撕裂。由贪婪精神开辟的进取道路走入了死胡同。

在本书中，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与约翰·凯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围绕不确定性和社会凝聚力这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回顾了西方战后的政治、经济和商业发展脉络，探问今日世界纷扰动荡的源头与出路。他们提出，我们需要明确国家、市场与社群的角色和关系，重拾人类的社会属性，恢复社群功能，方能共渡难关。

前言

序　为什么是现在？

第一章

这里发生了什么？

第一部分　个人主义的胜利

第二章　个人主义经济学

第三章　权利

第四章　从公民权利到身份表达

第二部分　政府：困境的征兆

第五章　父权国家的兴衰

第六章　变化中的政治地壳板块

第七章　工党是如何失去工人阶级的

第三部分　共同体

第八章　我们的社群本质

第九章　社群主义国家治理

第十章　社群主义政治

第十一章　社群主义、市场及商业

第十二章　地域性社群

跋　避风的港湾

延伸阅读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门主任，英国政府顾问，曾获莱昂内尔·吉尔伯奖、克林纳国际书卷奖、亚瑟·罗斯图书奖、埃斯托利尔全球事务杰出著作奖等。著有《底层的10亿人》《战争、枪炮与选票》《资本主义的未来》等。2010年和2011年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

约翰·凯（John Kay），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萨伊德商学院首任院长，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伦敦商学院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研究员、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著有《不确定性》《市场的真相》等多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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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同权利发生冲突怎么办？盎格鲁一撒克逊世界的对抗性法律程序在本质上是二元的：有赢家有输家，权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在美国，关于堕胎的两极化争论要人们在“生命权”和“选择权”之间二选一。格伦顿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教徒，对她来说“生命权”是具有排他性的优先项；这引起了特朗普的注意，他做了一件激怒众多美国女性的事情一一将格伦顿任命为一个国际人权委员会的主席。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解决类似“生命权”和“选择权”之间的冲突问题？从根本上说，哪方该赢似乎取决于谁能更有力地主张权利。在美国关于堕胎的辩论中，激烈的呐喊有时会转变成暴力。

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识到，人类是自私和同理心、抱负和聪明才智、求知和困惑、竞争与合作的复合体，我们的经济行为是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塑造下完成的。但随着后辈经济学家们不断发展他关于市场的理论，这些关于人的理解被逐渐忽略了。现代人把斯密描绘成了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先知，“贪婪很好”这一信条的精神支持者。市场不被视为互惠互利的交换机制，而是人们为追逐个人利益斗智斗勇的战场。政治不被视为一种调解纠纷以求为所有人寻求良好结果的手段，而是一个高声争论的竞技场，参赛队员有如身处信息茧房，身边都是持有相同观点的人。

人的本性赋予了我们相互影响和共情的独特能力。我们大多不是圣人，但我们大多也不是反社会者。在复杂的现代世界中，如果没有一种高超的相互依存能力，我们必定无法繁荣。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就永远不会创造出能够实现现代性的那种复杂性。健康的社会是一个由相互的善意、义务感以及协作共事维持起来的庞大网络。有些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个体之间，但大多数都涉及群体一公司、地方政府、学校、社区和家庭。这些相互关系大多基于不成文的认知，而非明确的法律约束。

或许，政府的目标不应该是总收入的最大化，而应该是总效用的最大化。功利个人主义的起源是19世纪英国哲学家John Stuart Mill和边沁的思想。用边沁的话来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衡量对与错的标准”。从那以后，这种思想一直是伦理思想的重要成分。普遍利益是个体利益的总和，这叫行为功利主义或行动功利主义，它主张每一个行为的好坏都要根据它对普遍利益的影响来判断；与它相对的是规则功利主义，在这种功利主义下，我们寻求建构一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普遍利益的社会秩序。因此，善意的谎言符合行为功利主义的要求，却有悖于规则功利主义的理念。但是规则功利主义与上述经济模式有选择性的亲和力：个人应最大化个人的效用，政府应该最大化这些个人效用的总和。

显然，我所做之事必须能使我的效用最大化，否则我就不会去做——这一主张不仅不能解释我做过的事情，更无法预测我将来可能会做什么。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效用最大化有更具体的意思：人们对经济激励有反应。此时占有式个人主义上场了：“经济人”是贪婪和自私的。还有懒惰。勤奋反倒会降低效用。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ATheory of Justice），是过去50年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著作。他在霍布斯（Hobbes）和洛克早已确立的社会契约理论中找到了灵感，探讨如果自利的人们不知道自己在新生的社会中占据什么地位时，他们会接受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安排。罗尔斯拒绝接受功利主义，因为它没有“认真对待个体的多元性和独特性”。“每个人都有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不可侵犯性，即使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也不可将其推翻。因此，牺牲一些人的自由，而使另一些人获得更大的利益，依照正义理念，是不具正当性的。”四他所描述的世界由个人和国家构成。他认为平等主义的后果会得到那些担心自己将在社会中处境不利的人的支持。1999年，克林顿总（President Clinton）授予罗尔斯国家艺术和人文勋章，赞扬他“帮助了整整一代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恢复了对民主的信仰”。）罗尔斯似乎调和了公平与个人主义，正义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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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经济学家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上，借助众多哲学家思想中的社群主义成分，从哲学角度阐释人类的社会性本质，同时结合经济学的具体实例，指出倡导社群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可行性与紧迫性，呼吁人类的共同行动和通力合作。

媒体评论

世界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收入停止增长、严重的不平等、社会失衡，要给整个发达世界日益泛滥的民粹主义找个罪魁祸首，有很多种选择。而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和约翰·凯认为，这背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个人主义以牺牲社群为代价得以崛起，而像特朗普这样自恋的政客的出现，代表了这一过程已达。

——《金融时报》

别看这本小书只有两百来页，里面讨论的问题可谓森罗万象：欧洲少子化、工党大选翻车、德国去核化……你都能想象出那个场景—两个人坐在咖啡屋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聊着：“有一点要说的是……”“嗯对，还有一点要说的是……”这种“拉清单”式的写法在非虚构作品里很常见。如果作者没什么想法，读起来往往很累；但科利尔和凯不同，这两个当今世界ding jian 的经济学家谈到每一个话题时几乎都妙趣横生，极富真知灼见。

——《文学评论》

两位作者深思熟虑，观点清晰明确、发人深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们不用情绪煽动读者，而是实实在在地拿专业知识说话；不摆弄意识形态，而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一味大声嚷嚷，而是虚心聆听人的需求。这是一本直面问题、不讲废话，能使人真正获益的作品。

——《星期日泰晤士报》

前言

前言

本书完成的时期颇不寻常—跟很多国家一样，英国也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处于封锁状态。我们一边写作，一边目睹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交织在一起：社交疏离，以及国家危机中人们对团结必要性的普遍认知。全国各地的人都在志愿帮助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应对封闭隔离带来的影响，并以各自的方式支持在抗疫前线奋战的人。在这本书中，我们强调这种团结的价值和必要性，即使在不那么困难的时候亦然。

这本书当然是在人们听说这个病毒之前就已经策划好了。但我们之前的作品中有一些共同的主题，似乎很适用于眼前的危机，同时也适用于分析较长期的政治形势。保罗的新著《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apitalism）回应了英国日益扩大的社会分歧，探讨了如何恢复社会凝聚力。约翰与默文·金（Mervyn King）合著的《不确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是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探讨对模型的依赖所导致的过度自信。

同许多人一样，我们对流行病学没有研究。有几位流行病学专家自诩有研究，号称他们的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但这些模型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它们只能确定关键的参数，比如每个感染者能感染的人数以及重症患者的比例。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参数的大小。因此，当公共政策面临“不确定性”时，我们同时看到了模型的用途及其局限性。

同样，对于政府要求大家待在家里的指令和呼吁，我们不知道民众和企业会做何反应。死亡率与年龄相关，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保持社交距离帮助的是别人，而不是他们自己。人们会只顾自己吗，还是会先考虑别人？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政府权威不同、社会凝聚力不同，不同国家的国民对社交限制政策的反应有着巨大差异。而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相对实力的差异、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受个人主义情绪影响的集体意识，以及这些相关因素导致的后果。

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的技术效率与其家庭、社群*优先于个人的价值观相辅相成，这些地方对大流行的防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世界的南北两端，颇具社会凝聚力的新西兰和瑞典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瑞典主要依靠公民的公共精神，新西兰则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行动的措施。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也体现得很明显：瑞典领导人躲在幕后，让科学建议引领抗疫；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敏锐地洞察到了公众情绪，确保了其政府所出台的严厉政策得到舆论的支持；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则借机为自己集聚了无限的权力。而此时此刻*，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在鼓励民众自行注射消毒剂。

英国初的公众反应是团结一致。只有时间能验证，当个人经济困难到来时，这种团结一致能持续多久。迄今为止，只有美国人走上了街头进行抗议。随着人们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愈发强烈，企业要么用补贴和赤字来保住工作岗位，要么先一步进行裁员以限度地减少股东的损失，但这样又会加快经济衰退的速度。公司会优先考虑股东还是它们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

我们能否在抑制新冠病毒的同时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取决于社会凝聚力的大小。面对共同的目标，大多数人都能团结一致，但有的社会团结得更紧密、更有效。我们会在后文中充分区分，哪些社会更团结、效率更高，哪些社会做得不够好。

本书有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不确定性和社会凝聚力。合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而且它会自然发生。但政界和商界的领袖们刚愎自用，过度信奉借助模型来理解世界，同时个人主义的崛起又削弱了社会为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这两个因素进而产生了相互作用：自信的领导者们坚信自己知道该做什么，同时不相信人民，认为人民会因为过于自私而拒绝合作。与审查监督挂钩的激励政策成了领导者们的法宝。

个体的自私与自上而下过度自信的管理相结合，已经伤害了我们的社会。但你可以改变这个现状—我们写了这本书来帮助你。

书籍介绍

「内容简介」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自私、物欲横流的社会，怎么能说“贪婪已死”呢？

四十年前，“经济人”概念和个人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人被视为天生的趋利动物，每个个体都会为自我实现而争取自身利益。同时人们相信，“经济人”能获得理解世界所需的一切知识；合理运用这些知识，国家就能达到善治，人民就能获得幸福。贪婪，各种形式的贪婪—对知识、财富、繁荣的贪婪，被认为是人类奋发向上的源动力。

数十年后，一场金融风暴和一场大流行彻底改变了一切。傲慢的“经济人”概念破产了：人类掌握的知识并不足以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不平等日益加深、个人主义走向极端，社会陷入了严重撕裂。由贪婪精神开辟的进取道路走入了死胡同。

在本书中，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与约翰·凯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围绕极端不确定性和社会凝聚力这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回顾了西方战后的政治、经济和商业发展脉络，探问今日世界纷扰动荡的源头与出路。他们提出，我们需要明确国家、市场与社群的角色和关系，重拾人类的社会属性，恢复社群功能，方能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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