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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雒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该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用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的...

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是国民素质和文化。从两次危机美国的情况看，大萧条前10年的繁荣时代，对物质“成功”的膜拜大行其道，美国立国之初形成的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已被人们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快富的社会浮躁心态。二战后美国经济迸发的活力同其昂扬的企业家精神有关，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年轻人希望成为金融家、食利者，赚容易钱、赚快钱，企业家精神受到影响，科技人才培养后继无人，导致技术创新能力削弱，产业转型升级停滞。南欧国家在这次危机中的境况同西北欧国家的差别，也同这些国家安于现状、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的国民性密切相关。

国民文化素质是一国竞争力的内核，在我国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要充分认识究し艰黄业头是防范危机的根本，安于享乐、不劳而获、快速致富是危机孕育的最佳土壤，要在全社会和企业中倡导持之以恒、敬业勤勉、不骄不躁、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文化，建立以为他人、为社会创造价值和做贡献为荣的舆论导向和激励机制。

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的熬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的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的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 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本次危机的爆发表明，以美国过度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这一模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増长过度依赖消费，二是出口导向型新兴经体（包括中国）增长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危机后，美国必须经历再平衡整，将负储蓄率逐步提高，并减少贸易逆差。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在减少贸易逆差的前提下，调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保现有储蓄率而着力扩大国内投资，另一种是降低储蓄率扩大国内消费。短期保增长的角度来看，近期应选择前一种调整；而从长期发展来看，要进行第二种调整，为此必须做好制度与政策准备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所有货币发行均失去了固定的基准，成为纯粹的信用发行，由于发行国自身政策和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使国际贸易、投资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造成国际货币体系内的不稳定。

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且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无质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

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用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

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议平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的上升和股市的楽住往带来一次假复苏但根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在19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

人第二轮危险期。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则向外部转移

和推卸责任。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

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的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

编辑推荐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大众的心理都处于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否一定会引发经济危机？危机面前是坚持理性还是投机冒险？

    当经济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时，经济政策应该放任自流还是适当紧缩？

    宽松的货币政策究竟是为解决经济泡沫恶性膨胀的态势还是只是贪图方便之举？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往往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而应对政策却又总是难以令人信服。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刘鹤担任总报告执笔。

　　耗时三年的系统研究整理。

　　迄今为止，对全球经济危机研究权威、深入的书。

　　汇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学者研究精粹。

　　研究成果已经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媒体评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影响深度、涉及广度和持续时间长度看，无疑是大萧条以来为严重的危机，从对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塑作用上看，也只有大萧条可与其类比。要充分认识过去二十年全球市场不断扩张的时期已经结束，国际市场收缩在相当长时间将成为常态，必须转变战略基点、坚持扩大内需，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新的持久动力。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课题组

　　从实体经济看，内部的结构失衡和外部的经济竞争力下降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两次危机中，美国都存在“过度消费”、储蓄率低的问题。而本次危机中，美国持续的“双赤字”也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和配合，是反思本次危机教训、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为重要的内容。

　　——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

　　两次危机都暴露出，不仅金融创新领域存在大量监管薄弱环节，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也衍生出许多监管空白。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是金融危机重复发生的根源，金融市场的根本性缺陷进一步促成了危机的再次发生，监管失效则导致了重要的市场纠正力量的丧失。

　　——中国银监会课题组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历过多次危机，形成了包括国内应对措施和国际协调机制在内的成熟的调节机制。本次危机尽管来势汹汹、破坏力大，但不会动摇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理念和制度，仅会在部分领域引发微调或改良。

　　——中国社科院课题组

　　回顾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我们不难看到，凡是能够处理好与美国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经济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相反，凡是跟美国搞对抗的国家和地区，不仅经济不能发展上去，甚至连社会稳定都难以维持。因此，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策略选择应当是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即以韬光养晦为主，并适度地有所作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从两次危机的经验和当前中国国情可见，要解决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微观机制上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但需要我们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逐步缓解贫富差距过大的趋势。

　　——北京大学课题组

书籍介绍

2010年起，中央财办启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期望以史为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组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研究。参与单位分别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中央财办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已经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