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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旨在回顾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在五四一百周年之际，《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邀请将近五十位学者，从文学、思想、文体、人物等角度来回顾五四及其影响。每一位撰稿人都根据一个话题（包括五四时期提出的问题、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文体、五四时期有影响的人物等）写两千到三千字的文章。文章标准在于文字精简，言之有物，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历史、思想有所回顾和反省。

编者序言

“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

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

两个“五四”，及其影响

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共和”话语

思想革命

新文学与旧传统

学理、主义和现实社会

——再探“问题与主义”论辩

“五四”的反启蒙：人生哲学与唯情

现代觉音

《国故》月刊

——夭折的“古学复兴”

重估《学衡》

南北“五四”不同论

——对上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价值建构

的一个思考

发现文字，想象歌声

——“五四”学入对非汉族民歌及其历史传述之研究的当代意涵

“新女性”的诞生

“五四”与女学生

发现青少年，想象新国家

“五四”青年的“自杀之道”

隐形的赛先生

——以“性事实”的历史为例

白话文

文学

诗国革命

执拗的低音

王德威，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暨比较文学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论、比较文学等。主要著作包括《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小说》《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茅盾、老舍、沈从文：写实主义与现代中国小说》《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等。

　　宋明炜，韦斯利学院东亚文化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科幻小说。著有《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少年中国：青春话语与成长小说》等，编辑有英文版《转生的巨人：二十一世纪华语科幻选集》（与胡志德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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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再問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現代的開端，而要問“何以”某一時間點、某一種論述將晚清或五四視爲現代的開端。

等而下之者則刻意羅織綫索，謂其反毛反黨反馬列。論晚清而反黨反毛，如此學術文章果然證明了“厲害了，我的國！”

先鋒運動的失敗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足夠强大的資產階級政府有能力包容先鋒運動的反叛性，使反叛者最終成爲受到主流社會歡迎的明星，這樣，被資產階級寵愛的浪子，就不再是先鋒了；另個一是作爲小團體的先鋒運動，本來就不足以與强大的國家機器和社會主流抗衡，所以它要堅持自己的反叛使命，只能被吸收或融匯到更强大的實際的政治力量中去。

“五四纪念”就是不断转义、不断正名的过程，以纪念的名义，给“五四”添加进新的意义，同时涂抹掉不合时宜的界说。

书摘插图

　《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

　　概括起来讲，中国文化研究中，一直以来就有南北文化不同论的看法，只不过不同时代对南北的定义有所不同罢了。近代以来，南北文化的不同，对应的文化象征符号变成了上海与北京。北京自晚晴以来，给人的印象是皇权和故都文化的象征，政治意味胜于上海。而上海作为一座新兴的现代城市，商业兴城、对外贸易是它的基本底色，在文化上有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特色。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兴起之前，南北文化不同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存在的，当然未必有20、30年代京派、海派之争那么强烈。除了“五四”之前南北文化不同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像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都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他们的思想起步和文化实验在上海时期都已经开始，这说明前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验，在上海的确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像北京时期那么激烈和引入关注。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为什么说前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演发生在上海。我想强调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文化空间，从1843年开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建设，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建设，都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文化上具备了向中国固有文化提出全面挑战的基础和能力。如果说，在北京的正统文化圈内，还维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地位的话，上海的洋学堂、西文报刊、白话报纸、现代化的城市设施和管理系统，乃至租界中的种种西方现代版的典范效应，可以说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置身于上海这一现代化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认同，包括文化、文学在内的新的形式和内容，事实上在北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都已经确定下来。譬如圣约翰大学，其前身是1879年创办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为大学。南洋公学1896年建立，是盛宣怀创建的新式大学堂。这些现代化的大学教育，不仅为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提供实验基础，也起到了社会示范效应。像后来北京大学所有的师生办刊办报等文化实验，上海的大学中早已施行，只不过激烈程度不像五四时期那么集中和尖锐。上海因为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商业城市，因此，文化与市场关系尤为密切，这种关系孕育出特殊的文化组织机构，这就是书局报馆。通过书局报馆，协调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这是沪上文化生产一流通的一种方式。而在这众多的书局报馆中，商务印书馆独占鳌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直把商务印书馆当作文化机构来看待，而不是一般的印刷出版企业，其中的原因是商务印书馆在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公共空间上，有着特殊贡献。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近代有影响的严复翻译著作和林纾翻译小说，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系统出版的，可以说这些出版物开了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先河。组织架构上，与五四新文学关系为密切的“文学研究会”，其核心人物郑振铎、茅盾都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而且在他们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小说月报》成为发表新文学家作品和评论多的出版物，培养了一大批作家、评论家，引领了整个时代。与北京大学的校园精英文化活动相比较，商务印书馆突破了知识精英的小圈子，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化普及和文化传播。无论规模和传播力度，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的文化出版企业，全国有三十多个分馆，海外还有自己的分销机构。

　　……

前言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五四”的意义堪称。这不仅因为“五四”所引爆的政治、外交角力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带来深远影响，也因为“五四”触发了范围广泛的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启蒙与革命，人权与国权，语言与文学……，种种话题充满问题性与争议性，至今仍是思想文化界论证的焦点。更重要的，“五四”所召唤的“情感结构”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成为我们想象或辩证中国现代性的标竿。

　　“五四”背后，思想革命、文化嬗变、政治行动接踵而至，其间涌现出改变中国人书写、言说、经验与理想的种种企划：启蒙和反启蒙、问题与主义、政治与文学、国故与新潮……论争不绝。如何定义现代、怎样对待传统，诸种言说、冲突此起彼落，难有定论，继起的对话或辩难则笼罩了整个20世纪，以迄至今。

　　“五四”的辉煌又伴随着失落——几乎少有“五四”知识分子，以为“五四”是一场胜利。恰恰相反，“五四”的任务，无论基于哪一个出发点，都仍需要不断地被后来者接力，每一次回到“五四”的努力，却似乎终总是带来更悲凉的落寞。“五四的忧郁”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课题。

　　“五四”发生一百年后，除了学术界的思考之外，一般社会中的“五四”记忆已经随时间而湮没。与此同时，权力的刻意介入或刻意忽视，恰恰显示“五四”的被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痕迹——“五四”原所富含的政治潜能反而被埋没了。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次学生运动在海峡此岸已经被物化为爱国样板，在海峡对岸则被异化为域外故事。又或者，规范的历史叙事面对这一场歧异重重的事件，只能给出一个简单的意义归纳——在叙事上不需争论，在思想上也“着无庸议“。

　　但我们认为“五四”的意义不应仅止于此。”五四”离开我们不远，却已有考据学的必要。我们编辑这一本小书，无意给予”五四”全景的描述、抑或整体的重构。我们邀请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各抒己见，毋宁说是重新打开“五四”的问题性与论争性。我们认为，发生在百年前的运动和我们的时代仍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具体的形象、同情的理解重新让这段历史活过来。

　　本书旨在回顾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这三者息息相关，构成“五四”论述和想象的基础，以此触动种种社会实践，乃至革命。

书籍介绍

《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旨在回顾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五四。在五四一百周年之际，《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邀请将近五十位学者，从文学、思想、文体、人物等角度来回顾五四及其影响。每一位撰稿人都根据一个话题（包括五四时期提出的问题、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文体、五四时期有影响的人物等）写两千到三千字的文章。文章标准在于文字精简，言之有物，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历史、思想有所回顾和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