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诗与狂想曲 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正版图书】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为我国著名思考型学者秦晖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

作者以七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学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即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农民人格、农民心态、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此次再版，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社会变革，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与认识依旧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让农民“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

序言 “前近代”研究的当代意义

绪论 农民、农民学与农民社会的现代化

章欲识庐山真面目——什么是封建社会

一、“农民（peasant）”与封建社会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

三、从一场争论谈起

四、马克思的封建社会观怎样变成农民的封建社会观？

第二章羌笛声中杨柳怨——旧关中小农社会分析

一、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

二、关于“关中无地主”

三、关中无租佃

四、关中有封建

第三章问渠哪得浑如许、——“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与宗法农民研究中的理性重构

一、中前期的关中模式

二、清初以来的关中模式

三、长畛、土地流通及其他

四、“自然经济的经营地主”与“过密化”问题

五、关中模式的若干背景

六、关中模式的经验意义与逻辑意义

第四章束缚与保护的协奏曲——封建关系的三要素

一、自然经济与“命令经济”

二、宗法共同体的“公”与“私”

三、人身依附关系 强制的与“自愿”的不自由

四、束缚与“保护” 一张恢恢天网

第五章“朱门”之外有平均，“冻死骨”中无分化——宗法时代的社会分层

一、等级分化与阶级分化

二、宗法小农的分化与“恰亚诺夫循环”

三、宗法式社会的分化模式及其定量分析

第六章“自由封建主义”质疑——中国封建社会特点问题

一、“亚细亚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主义”与“自由封建主义”

二、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与“私有财产”

三、“伪商品经济”与租佃制

四、封建共同体的三种形式——我国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比西方中世纪“松弛”吗丶？

五、“抑兼并”——仅仅是一种“欺骗”吗丶？

第七章农民的塞文与农民的万代——农民在封建社会中的位置

一、农民的“两重性”质疑

二、挣脱束缚的私有者一一农民的革命性

三、渴求“保护”的共同体成员——农民的保守性

四、宗法农民的“阶层”——亚等级分析

五、既是动力，又是对象——农民与民主革命

第八章“难对付的阶级”及其心态——宗法农民文化的社会整合

一、“东方型嫉妒”及其他——种族文化观与社会文化观

二、阿Q的劣根性是赵太爷教育出来的吗丶？——宗法共同体文化整合中的农民文化

三、“都市里的村庄”——为

秦晖，生于953年2月。98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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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农民“村社民主”制的这段历史表面，并不是只要在“多数决定”或“公意”的基础上便能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只要人仍是共同体的附属物，而不是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个人，那么所谓“公意”座位共同体的意志便可能成为使人异化，使人不能成其为人的力量。在它的基础上产生的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在以“多数”的名义任意剥夺“少数”人的人权与人格的同时，也就使“多数”人无法作为有意志的个体而存在，因而最终使“多数决定”成为虚伪的东西，成为可以为“天然首长”利用的群众性歇斯底里。

显然阶级是根据财产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划分的，而等级则是根据人身依附关系和权力的不平等来划分的，他们是分别代表两种社会类型的利益群体组合方式。从等级到阶级的过程，也就是封建社会为近代社会所取代的过程。

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着世界上7%的“非农民”

在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引入西方文化的一些行为模式，其结果很可能是：播下了民主，收获的却是群众性歇斯底里；播下了自由，收获的却是散漫；播下了平等，收获的却是平均主义。

然而人们却将其称之为“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绝对平等观”等等，仿佛现在是民主、自由、平等太多了，只要加以束缚，使其既不“极端”又不“绝对”，即可尽善尽美！而当人们播下“产品经济”，却收获了自然经济，播下了“计划调节”，却收获了超经济强制，播下了纪律，却收获了专制时，又往往惊呼社会主义的步子迈得“太快”、“管得太死”、“集中过分”，仿佛只要向传统“让步”、“后退”、“放宽”、“松绑”，便可解决改革的任务。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许多人格依附型社会中，“自由放任”的结果只能使中央集权变为一盘散沙，统一国家变为领主林立，并不能使自然经济变为商品经济，只能“放”出无数山头、土围子与众多土皇帝，却“放”不出一个代表现代文化的企业家阶层！

在马克思看来，封建社会就是“人的依赖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之一。

我们只看到农民依附于地主，因而自然认为打倒了地主，也就不存在了人身依附问题，而马克思看到的是个人依附于共同体，由此得出逻辑结论是：即使打倒了地主，只要没有经历过发达商品经济的洗礼，没有在发达的交换中产生“成熟的个人”，则人身依附关系也就依然存在，甚至还可以依然占统治地位。我们把反封建理解为“均贫富”，而马克思把反封建理解为个人摆脱共同体的束缚；我们实际上认为在封建社会里“贪婪的私有者”太自由了，而马克思则认为封建社会的弊病恰恰在于：在共同体的束缚下“每一个人”都没有自由；我们从“私有制是万恶之渊”的角度去批判封建社会，而按马克思的观点，在封建社会与其说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私有制是万恶之渊，不如说束缚私有制自由发展的宗法共同体才是万恶之渊！

19世纪的沙俄好比一个既有“父爰”又有父权、既无自由又无风险的旧式宗法大家庭。

然而商品经济的侵蚀，使家庭内部的不和谐产生了：子弟们在市场的吸引下变得不那么安分守己甘受束缚，家长们在市场的诱惑卜变得私欲膨胀难守父道，于是渐渐地“父不父，子不子”，双方都挖开了大家庭的墙角，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地主与农民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俄国的问题于是逐渐从要不要“分家”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分家”的问题。子弟们要废除大家长，带着自己的一份遗产分家过自由日子，而家长们却想把“家长权”变成“嫡长子继承权”，独吞家产而把子弟们都从大家庭中赶出去！

而列宁却以政治家的敏锐与对俄国现实的深刻理解修正了自己的主张。在“分家”与否实际上已不是问题，而两种“分家方式”（即列宁说的普鲁士道路与美国式道路）之争又明显地是当局的“方式”占上风的条件下，只有通过与农民一起反对“分家”（实即反对斯托雷平式的“分”法）才有可能最终实现按自己希望的方式“分家”。至于这在理论上是否“反动”则并不重要，因为“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历史上可以是正确的”。

因此，列宁在1907年前后通过总结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经验，对农民问题作了一次全面的反省。他指出，过去党低估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性，而“在俄国当前的情况下”，农民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农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高限度”，反对地主及“土地私有制”的农民土地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而党的土地纲领不仅不应该与村社作对，而且应该主张土地国有化。

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主义者的封建社会观已经与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有了惊人的差异。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村社农民的目标——消灭地主，废除“土地私有制”为标志。至于宗法共同体、个人对宗法共同体的依附以及宗法共同体对财产关系的羁绊，则不但被从封建主义概念中勾销，甚至还常常作为“反对封建私有制”的农民革命原则而受到赞颂。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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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只小鸡在争夺一条蚯蚓时，我们能否说鸡裙中存在着“私有制”？当尚未学会说话的婴儿因被人夺走奶瓶而哭闹或因“想要”而伸手去抢别人手中的玩具时，我们能否说他一出娘胎便具有了“私有者意识”？当然不能。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作为自然属性的私欲与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私有权——私有者权利观念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历来我国的土地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的，最有资格当地主的并不是商人，而是权贵。有权势的江南缙绅兼并土地，无权势的关中“陕商”不置田产，都不过是这一“传统”的不同表现模式而已。如今等级遍布、权力不仅已造成严重的社会病，而且使我们所讲的“阶级”概念也走火入魔，从马克思所讲的建立在“物的联系”基础上的利益集团变成了最彻底的等级——我们的“阶级成分”一度成了不因生产关系改变而改变、不因经济地位的变迁而变迁，不但决定本人命运，还可传之子孙的某种世袭身份，直到演变为“红五类”“黑五类”那样赤裸裸的现代种姓制与贱民制！理性的觉醒决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进化过程，它与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过去脱离后者而企图仅仅依靠宣传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来克服蒙昧与迷信，结果却在一场“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中受到了历史的嘲弄，教训至深！

书籍介绍

本书为我国著名思考型学者秦晖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

作者以七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学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即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农民人格、农民心态、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此次再版，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社会变革，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与认识依旧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让农民“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